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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工程【标准表述】[目的]扶贫先扶教，治贫先治愚。扶贫，长久之计是提高人口的素质，应该让他们从封闭的传统人变成文明现代人，用知识和技能去创造财富创造新生活。才能真正达到扶贫的目的。[原因]一是援助项目主题虽然鲜明，但很少有对我国的贫困进行深度研究。需要研究真正使我国贫困地区人们达到文化自足的因素，研究中国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并存的特定的文明格局下，贫困地区贫困的形成史与文化机制，研究在中国这样的特定文明格局下，这种贫困得以维持和积累的文化因素等。二是目标群体的缺席。贫困地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援助，往往是项目资助者和咨询机构施加给受资助地区的学校和学生，而这些地区的学校和学生恰恰不能判断这些资助对他们的作用，这与采用“自上而下”的任务取向而忽视向上的信息交流渠道有关，没有从目标群体出发考虑问题。三是大多数资助项目更关注硬件建设，而对接受了相应义务教育的毕业生的出路关注不够。义务教育之后，受资助地区初中毕业生如果继续上学需要更大的资助，如果不继续上学而在他们本地从事既没有科技含量又没有注入科技动机的劳动，上学对他们来说，看不出有什么现实意义。这些项目没有关注这些地区和这些地区的儿童发展的连续性问题。四是许多援助项目对贫困地区和我国的义务教育投入政策和管理体制认识不足，没有对我国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投入政策进行研究，对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事业的均衡性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投入政策依据的实证研究很不够。[措施]要从根本上消除教育贫困，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加以规范。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创新工作思路。第一，道义支持与制度建设兼顾，实现教育扶贫的制度化。义务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依法保障每个适龄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扶持力度，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现阶段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在我国这样一个区域间、城乡间、各行政级别之间教育资源存在明显差异的大国，要实现均衡发展仅靠人道关怀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以公平公正为基本导向和原则，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投入保障机制。在制度的整体设计上，要深入研究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预算链条下如何加强预算经费的按时足额到位；各级政府安排下级的资金时需要什么样的有效监督机制，他们对本级政府和本部门的利益关注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标准和机制加以限制，等等。第二，硬件援助与软件援助兼顾，实现受援者的自觉转变。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和扶贫力度的加大，绝对贫困地区和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对这些地区和人群的关注也逐渐从生存需要转向发展需要。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给这些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注入更多的动力和活力，对这些地区和人群提供教育援助时就不仅要关注他们最紧缺的物质资源中公版权，如校舍、教学仪器设备、图书等硬件设施，更要关注他们急需的师资、课程、管理等软件资源。要为受援者注入一种新的理念，改变他们甘于贫困的精神面貌或者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状态，激发他们的自我发展需求，实现他们的自觉转变。第三，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兼顾，实现受援地区和受援群体的持续发展。已有的援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教育项目，往往具有很强的时限性。在项目目标设定时，常常更关注能在短期内见效的指标，而对受援地区和受援群体的长远发展则缺乏关照，这样，项目的影响时间和范围也自然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今后开展教育援助项目，要努力关照项目地区的长远发展，兼顾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实现受援地区和受援群体的持续发展。第四，现代性资源与非现代性资源兼顾，实现援助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人们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援助形成了一种定式，即贫困地区的人拥有的是贫困文化，只能用现代的文化对其进行改造，忽视了对贫困地区文化中积极的非现代性因素的充分挖掘。在物质资源极其贫乏的条件下，当地的人们积极挖掘自己的智慧，形成了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地特定情况下的特殊需求。比如，在居住分散地区，实行复式教学就是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一个有效做法。因此，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援助，应认真研究当地的特定文化传统和特殊环境因素，充分挖掘非现代社会中有利的教育资源，实现援助收益的最大化。质量失信问题【标准表述】[意义]质量关系国计民生，关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社会稳定大局，关系国家民族形象。对于政府的意义：建立质量失信“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开的举措，无疑对规范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提高商品质量，保护群众合法权益，惩治不法企业违规违法行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对于市场的意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的不仅仅是丰富的商品，还需要建立健全市场游戏规则和相关的法律体系。建立并完善质量失信黑名单，使之成为我国诚信制度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于经济运行，于群众生活，是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