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轨时期合同执行机制研究.pdfVIP

洪范评论 Journal of Legal and Economic Studies 关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 第 3 卷 第 2 辑 农民与农村社会 2006 年 6 月 中国转轨时期合同执行机制研究 黄少卿∗ 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走过了一条与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各国差异 迥然的道路。增量改革战略的选择无疑是特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的结果，不过，它反过来又对 新的制度演进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考虑市场支持型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时，中国所特有的 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人们的选择总是特定制度环境——包括正式制度 和非正式规则——的产物，选择使用什么机制来保证合同执行也是如此。20 世纪 90 年代中 后期，中国经济经历了经济活动和交易规模的急剧扩展，在专业化和地区分工不断深化的同 时，大量交易已经淡化了人格化和拟人格化的特点，而越来越向非人格化交易类型过渡。非 人格化交易的出现既是市场深化的体现，也是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源泉。本文试图 回答的问题是：在正式的法庭执行机制效力有限的制度背景下，发生在中国的大量非人格化 （或非拟人格化交易）是依托什么机制来实现的？这种机制得以实现的条件是什么？它本身 又存在什么问题？对于转向正式的法庭执行机制，它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在文章最后，我们 从合同执行的角度对中国的司法改革略加分析。 一、关系与权力的结合：中国转轨时期合同执行的政治经济学 格雷夫（Greif ，1994）认为，讨论合同的执行机制及其演变就不能不考察特定社会的 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其隐含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背后所体现的非正 规制约。经济转轨不但是在正规制度层面展开的，也是一个非正式规则不断演化，以及与正 ∗黄少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 ）民营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根据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经济转轨中的合同执行》第四章修改而成。 本文刊出时有删节——编者 1 规制度相互作用的过程。所以，研究合同执行机制，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就必须落入到我们 的视野之中；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考察正式制度的变迁，了解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的结构调 整。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寻找错综复杂的表象背后，两类制度安排是如何衔接，又是如何 共同协调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过程的。 （一）中国人的关系网络的特征 依托关系网络来执行合同是转轨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黄少卿，2005a ）。在中国，个人 关系网络不但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而且，由于它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其作用的重要性尤其突 出。中国人的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非正式制度安排，被认为是人们在法律制度无法 充分覆盖的环境下为了降低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而寻求的一种替代性解决办法（Carr Canda，1983；Posner ，1980）。在今天，它依然是许多领域建立秩序的重要力量（Schramm Taube，2002 ）。 1、中国人传统关系网络特征 对于中国人传统关系网络特征的经典表述是人类学家费孝通（1947）所提出的“差序 格局”。他在《乡土中国》中写道：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 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 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引自费孝通，1947：27 ）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 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引自费孝通，1947：30 ） 在这个被喻为“水的波纹”的关系网络里，最基本的是亲属关系——生育和婚姻关系， 在此基础上依次外推，从而形成了一个人与整个社会的联系。每个人由此便嵌入在社会中， 他所发生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该网络。当然，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