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防止我国防止起诉权滥用内在结构应用.docVIP

A thesis submitted to XXX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Engineering 我国防止起诉权滥用的内在结构 　　刘莉芬 　　【摘要】防止起诉权滥用是司法改革的重要问题。两大法系主要采用司法控制权的模式,而我国则采用检察控制权的模式,两者具有不同的内在结构。采检察控制模式与检警关系、检察机关角色定位、警察机关的职能、公诉的证据标准有重大关系。事实上,我国具有独特的公诉权制约机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审查起诉是否有防止起诉权滥用的功能 　　防止起诉权滥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目前，我国公诉程序采由检察机关独立审查、决定是否起诉，一经起诉则直接进入审判程序，而无须进行司法审查的检察控制权模式，以审查起诉程序实现对起诉权的制约。有学者认为，对于公诉权滥用，检察控权模式持一种乐观态度，基本上不存在有效的控制机制。检察控权模式容易导致公诉权滥用。域外许多国家设置预审程序，由法官进行起诉审查，防止诉权滥用。那么，我国的审查起诉程序是否能够防止起诉权滥用?比较两种程序能够得到有益的启示。 　　送交审查起诉的案件中被检察机关拒绝起诉的比率可以作为衡量公诉权制约机制功能实现的一个标准。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后认为案件不符合公诉条件而拒绝起诉，显然发挥了防止公诉权滥用的效果。 　　在美国防止公诉权滥用主要通过大陪审团和预审程序。但是，大陪审团审查指控是一种非抗辩的程序。有时检察官是大陪审团的唯一出庭的“证人”。一件普通的案件被要求“尽量在15分钟内结束”。这个迅速和似乎马虎的证据审查已使一些批评家认为，大陪审团程序只是为检察官签盖图章。预审听证是一种抗辩式的程序，但通常是一项简短、一边倒的趋势。被告方经常选择不反驳、不介绍证据和不提供证人。在允许采用传闻证据的州内，预审听证甚至更趋于不抗辩和不耗费时间。在德国，裁定是否开始审判程序是基于卷宗中的书面信息作出决定的。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法院只限于审查起诉表面上的合理性，因此检察官提出的审判申请总是会被批准。 　　拒绝起诉的情形在我国表现为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要求补充侦查。由于我国不起诉率较低，可抛开在审查起诉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比例，用退回补充侦查的比率来代替检察机关拒绝起诉比例。我国退回补充侦查的比例各地有所差异，但广州市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的比例都在13%以上。北京市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的比例甚至达到了22%以上。 　　因此，侦查机关认为案件符合起诉条件，要求检察机关进一步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其中有很多案件由于检察机关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而未能提起公诉。而不像美国和德国那样“一边倒”，“公诉的请求总能得到批准”。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检察控权模式的审查起诉程序实现了对不当起诉的制约。当然，不可否认，我国也存在着公诉权滥用的情形，但这并不是刑事诉讼制度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即使司法审查也无法抵制地方权力的干预。 　　案件经过审判后，被告人获得有罪宣告占被告人总数的比例，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审查起诉程序制约公诉权的效果。从1998-2001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宣告无罪和免予刑事处分的被告人占被审判的被告人的比例不超过2.8%，被告人有罪比例达到97.2%。而美国9个管辖区的无罪判决的比例都在13%以上，有5个管辖区无罪判决的比例达到30%以上，最高的达到43%。 　　美国被告人获得无罪判决的比例远远高于我国，至少是5倍以上，最高竟相差20倍以上。考虑我国可能存在的撤案数和潜在的错案数，该数据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不可能大到占五个百分点以上。可见，我国检察控权的审查起诉程序能够抑制公诉权滥用。 　　二、检察控权模式下我国防止起诉权滥用的经验 　　(一)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保持较远的距离。 　　虽然我国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但在实践中，侦查阶段的检警关系是非常疏远的，基本上各自独立。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并不能深入侦查机关，指挥、参与侦查机关办案。尽管一些地方在进行检察引导侦查的改革试点，但总的来说，检察机关并不介入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基础工作是由侦查机关独立完成的。侦查机关立案启动侦查程序无须向检察机关备案、报告或者请求批准。侦查过程都由侦查机关独立控制。虽然是否逮捕由检察机关决定，但是审查批捕的部门和审查起诉的部门并不是同一机构，不是同一批检察人员。在侦查终结时决定是否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也是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审查起诉程序的启动权由警察控制，如果警察不移送审查起诉，则检察机关无法对案件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部门受案之前，公诉人基本上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一无所知。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