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层次性证明标准体系构建的研究.pdfVIP

内容摘要 在刑事诉讼证据中，传统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这种一元化证明标准由于没有充分注意到认识过程的渐进性以及不同 诉讼阶段证明要求的区别性，从而对各诉讼阶段和不同种类的案件作了同 一要求，导致了因证明标准过高，司法实践中职责不清，以致放纵犯罪分 子等现象。职务犯罪诉讼层次性证明标准理论的提出，是作者在考察两大 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结合我国国情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有一 定的理论作为支撑,其理论基础主要有：（1）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2）多 元化的诉讼价值论；（3）刑事诉讼阶段论；（4）刑事证明过程论；（5）诉 讼主体差别责任论；（6）证明对象区别对待论。 作者认为，确立职务犯罪层次性证明标准，至少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 一是指引作用；二是规范作用。然而在确立职务犯罪诉讼证明标准时，既 要考虑证明目的的要求，也要考虑其他价值目标的需要，还要考虑刑事政 策的实际，应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结合；二是原则性与 可操作性相结合；三是理论性与现实性相结合。也就是说职务犯罪诉讼证 明标准，应当是大多数诉讼在时空限制和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证 明标准，不能过于理想化，既不能单纯满足理论界“高标准，严要求”的 理想状态，也不能附和司法界重视打击犯罪，忽视人权保护的现时形势， 其确立要有科学性、可行性、前瞻性，能够促使刑事诉讼向民主化、科学 化方向迈进。 那么职务犯罪层次性证明标准应如何合理设置？作者认为我国职务犯 罪诉讼证明标准，应改变目前的一元化的定罪标准，实行多元化、多层次 的证明标准，即不同的证明主体、不同的诉讼阶段，证明标准不应相同； 不同种类案件，证明标准可以有所不同；同一案件的不同事实，在证明标 准问题上也应区别对待。 关于职务犯罪关于不同诉讼阶段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作者的设想是： （1）立案的证明标准，应为“合理犯罪嫌疑”，但同时还应当证明不属于 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六种情形。（2）逮捕的证明标准，应为“确有证 据证明”，即有确实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已经实施犯罪行为，有逮捕必要。 （3）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应为“有定罪的可能”。这里，当然仅指侦查 终结提起公诉的情形，因为刑事证明标准是作出有罪裁判需要达到的证明 程度，对于无罪裁判是无所谓证明标准的。（4）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 为“明确证据的证明”，简单地说，就是已经有相当多的、足够的证据使检 察官确信行为人实施了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5）有罪判决的证 明标准，应为“确定无疑”证明标准，即证据确实充分，并且排除一切合 理怀疑。当然“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不是要“排除一切怀疑”，而是强调怀 疑的合理性，只有对案件不存在任何合理的怀疑，才能最终确定被告人的 犯罪事实。 关于职务犯罪不同诉讼主体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作者认为，就公诉机 关而言，公诉人承担定罪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应是证据确实充分，排除 一切合理怀疑；而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而言，无需自证其罪，辩护与辩 解是其权利，对被告方主张无罪、罪轻，其证明标准不一定要确实充分， 只要达到优势证据即可。 对于职务犯罪不同案件事实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作者认为，不同性质 的职务犯罪案件，罪行的严重程度不同，证明标准的高低也应有所区别。 一般而言，定罪的关键事实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法定量刑情节的证明标准； 犯罪客观要件事实的证明标准应高于犯罪主观要件事实的证明标准。对推 定的事实采用“表见证明”的证明标准，并扩大推定的范围。对某些案件 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以及对个别危害大取证困难的案件，可适当降低证 明标准，采用“优势证据证明”。 对特殊职务犯罪，即有观点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职务犯罪，如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刑讯逼供问题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论文采用了 实证分析的方法。如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者认为控方与辩方的举证 责任与证明标准是不同的——控方为先，且需就相关事实证明到“无合理 怀疑”程度；辩方在后，只要对相关事实证明到“盖然性占优势”即可。 对于如何构建职务犯罪层次性证明标准体系，作者认为重点应改革和 完善如下制度： 一要改革现行的国家刑事赔偿制度。首先，应重新修订刑事赔偿条件， 对于达到逮捕、提起公诉证明标准而作出上述决定的，不论最后的判决结 果如何，不应视为错捕、错诉而承担刑事赔偿责任。其次，对于证据不足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无罪判决有两种情形：一是事实上无罪，即行为 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且法律也认定无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