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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我国国家赔偿范围的法律思考 　　孙新军 　　国家赔偿范围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事项范围，也是受害人请求国家赔偿的范围。从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赔偿范围来看，由于立法本身的缺陷，以及现实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国家赔偿范围极其狭窄，尚存在诸多漏洞，致使国家赔偿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笔者认为，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国家赔偿范围。 　　一、改变国家赔偿范围的确立方式 　　我国的国家赔偿范围以列举式为立法模式，导致赔偿范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立法技术而言，一国的法律制度应保持适度的弹性，以使其能够与时俱进，既可以同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尽量保持一致，又可以应对难以预见的各种复杂情况的出现，这一目标以概括的方式才能实现。鉴于此，赔偿制度先进的国家都以概括的方式确立赔偿范围。如瑞士《国家民事责任法》第l条的规定、《日本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的规定。所以，我国在确立国家赔偿范围的方式上，应把概括式和列举式结合起来，从而扩大国家赔偿的范围。 　　二、增设因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瑕疵引起的损害赔偿 　　公有公共设施是指由行政机关或其特许的公务法人设置或管理以供公众使用的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桥梁、车站、机场等。我国在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立法时，没有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之内，其原因是，当时立法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违法行使职权”的问题，而铁路、桥梁等国有公共设施因设置、管理欠缺发生的赔偿问题，显然不属于违法行使职权的问题。对此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当依据民法或相应的特别法向负责管理公有公共设施的企事业单位要求赔偿。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大多也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处理的。如1999年1月发生在重庆市綦江县的“彩虹桥垮塌事件”、 2004年2月发生在北京密云县的“元宵灯展重大死伤事故”等也没有依照《国家赔偿法》进行赔偿。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把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很显然，将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瑕疵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已经十分必要，主要理由是：其一，公有公共设施的利用者与设置、管理者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二，因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瑕疵引起的损害往往很大，一般的企事业单位、个人因财力有限而难以承担赔偿责任;其三，由国家承担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瑕疵而引起的损害，既能够有效地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又能够增强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促使其妥善管理，减少其失职渎职、消极不作为造成的公有公共设施致害事件，以保证公民权益不受损害。然而在我国，既没有在《民法通则》中专门规定，也没有在《国家赔偿法》中明确。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加强，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性形无疑会增加，因此应将其纳入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 　　三、增设因抽象行政行为致害引起的赔偿 　　一般认为，抽象行政行为不是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项作出处理，而是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的相对人或事项制定普遍性行为规则，不会自动地直接产生后果，受害人的损害是依据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定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所以，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基本上将行政主体的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形排除在行政赔偿之外。对抽象行政行为能否绝对地不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应作具体分析。抽象行政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据宪法、法律的规定和权力机关的授权，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称之为行政立法行为。行政立法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活动，其权限、立法程序、立法效力等一般由法律明确规定。对于行政立法行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既合情合理，又符合世界一般潮流。另一类是行政机关制定的除行政立法行为以外的一般抽象行政行为，表现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形式，在实践中没有多少的具体法律法规对这种行为的程序、权限等作出严格规定，具有很大的违法可能性。 　　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权益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实践中，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并不少见，具有违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行政机关往往借‘法’扩权、以‘法’牟利，‘法’成了强化本位权利、推行‘行政意图’的工具”。随着行政管理的需要，抽象行政行为日渐增多。但是，其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而且日趋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一些抽象行政行为部门色彩、地方色彩浓重，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一些行政部门从本部门、本地方的局部利益出发，通过抽象行政行为把法律未明确划分的权限赋予自己，而与其他部门争夺管理权、处罚权、许可权和征收权。 2、有些行政主体违反法定程序制定抽象行政行为，不进行调查研究、不征求相对人的意见，不进行论证就做出一个抽象行政行为，致使大量不合法、不合理的抽象行政行为出现。3、还有一些行政机关不按照社会的发展需要及时修改、废止相应的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