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1952~2002.docVIP

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1952~2002 安立仁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710069）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1952~2002年基本经济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发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特征，进而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通过这些假设推导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数理经济模型是AK型的。最后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用经济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基本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投资，生产函数是AK型的。 关键词： 经济增长 资本投资驱动 AK模型 一、引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1956）在仔细研究哈罗得经济增长理论之后，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之后创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完全竞争均衡、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技术是外生的。因此，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的长期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长期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动力。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却没有对这种外生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做出满意的解释。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Romer，1986)和卢卡斯（R.Lucas，1988）为代表的一群增长理论家，为了克服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方程，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发现人力资本的规模、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R.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1995)。结构主义发展理论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忽略的结构因素，将需求结构变量及劳动力结构变量引入多部门模型，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周振华，1996）。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则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不难看出无论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如何，都企图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及机制进行解释。 中国经济从1978年以来经历了长达20余年高速增长，尽管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这样或哪样的问题，但经济增长率仍然很高。因此，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及机制进行解释就成为一个热点问题。由于研究的思路及解释的理论模型不同，得到的结论差异较大。 持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主要采用索洛——斯旺模型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建立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进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特征。在新古典框架下，人们主要是分析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及全要素贡献率（如沈坤荣，1999；程惠芳，2002；张军，2002等等）。对收敛性的研究，一方面是验证新古典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另一方面是解释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性，研究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中国各地区经济不存在绝对收敛，只存在条件收敛（如蔡昉、都阳，2000；刘强，2001；申海，1999；沈坤荣、马俊，2002；刘木平、舒元，2000；宋学明，1996；魏后凯，1992等）。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研究并非是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特征进行分析建立数理经济模型，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假设检验，而是先有一个模型框架，再用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这样，由于模型不同，得到的结果就大为不同。 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的学者，认为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源泉。在建立模型时，由于制度的不可度量性，一般都寻找代理变量，但代理变量的采用则是五花八门。如王文博等（2002）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对外开放程度等四个因素对制度进行量化描述。刘伟等（2001）认为，我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国有制比重下降而非国有制比重上升。还有人认为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于制度对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有重要影响（如韩晶与朱洪泉，2000）。李萍（2001）认为制度变迁就是体制改革和转变。这类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制度在模型中的定位问题，有的进行的是相关分析（如王文博等，2002），而有的则建立的是生产函数（如舒元等，2002）。但是制度因素能否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进入生产函数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制度如何量化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技术问题。就制度的量化问题，许多人在寻找代理变量时，不得不不断地进行“概念”转换，或“概念”简化（外延减少或内涵贫乏化）。就制度进入生产函数作为解释变量而言，舒元和徐现祥（2002）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但是，这里同样存在制度的量化问题（我们且不论制度能否作为解释变量进入生产函数），所以在他们的文章中对其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