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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文写作概论 第一节 公文文种的分类 一、中国古代公文文种的分类 人类的科学研究对于事物的规律、本质、原理的探索，主要是通过两种思维方式途径来获得的。一是通过天才式的现象学的“直观”，一是通过形式逻辑的“分类”。前者是对事物的模型、原理、框架、结构的直觉地观看而获得，后者是通过对事物集合体中的小类的划分，综合、归纳出这若干小类的本质、特征，从而认识这个事物集合体的构成规律，认识其本质，最后生成了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原理。因此在这里，分类即科学。这就是所有的学科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首先要对事物的集合体进行分类的最终原因。 因此，对公文学、公文写作学的研究来说，首先就要对公文进行分类。公文分类不是对公文文种、文体现象的描述，而是指运用某种分类依据对公文文种、文体现象集合进行的类型的划分。但是，当前国内外公文学、写作学界在公文分类中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显得十分尴尬。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公文（文秘）写作学应该是一门非常简单的学问，不就是一些标题结构的格式、公文正文的内容要素 “事、凭（析）、断”的结构模型之类的三段论的“功能—结构”吗？然而在我看来，公文写作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写作行为，这里包括了公文写作的思维问题、措辞问题、禁忌与策略的问题、美学的问题，没有这些东西的主体素养与思维操作能力背景的支撑，公文写作肯定是写不好的，更不要想当陈布雷那样的“文胆”了。研究这样的高级的公文写作的公文写作学显然非一般的学问可比，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比研究文学写作还要复杂得多。 中国古代对公文文种进行分类主要都是按照行文方向来进行分类的，从而分出了下告、上告、平告三种行文方向的公文类型，在那里分类没有问题，但是，当代公文学、应用写作学界对公文文种所进行的用途分类法、行文方向分类法、功能性质分类法、层次分类法，按照形式逻辑上的分类原则都遇到了逻辑上的麻烦和尴尬，原因在于，古代的公文运行系统是个封闭的简单的系统，而当代公文运行系统则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因此，传统的简单的形式逻辑已经无法对当代公文文种进行分类， 因此，有必要创造一种崭新的混沌分类法或者说过程分类法，这种分类法首先把所有公文问题分成前决策、决策和后决策三个阶段，然后，对每个阶段的公文在进行多个层次上的逻辑分类，从而呈现出了当代复杂性混沌系统的公文类型的分类秩序，从而解决了当代公文的分类问题。按照这种混沌分类法分出的公文行为与文种的分形秩序，人们便可以非常直观地理解公文文种的行文方向的本质以及写作的思维方法与写作策略。同时对当代公文分类中争论最为激烈的几个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尚书》是中国的最早的口头公文记录文本的总集。孔安国把《尚书》中的公文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而唐孔颖达则详细归纳为“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十种文体。但这十种文体中，有的是按照行文方向形成的文体，例如“谟”，谋也，即向天子陈述谋略成就之辞，是上行文；“训”者，戒教之辞，是下行文；“誓”者，号令之辞，是下行文；“命”者，令也，使其做某事之书，是下行文。但是，“诰”这种文体行文方向是不确定的。《字书》谓“诰者，告也。告上曰告，告发下曰诰。”徐师曾《文体明辨》以《尚书》为据进行了证明。他说：“古者上下有诰，下以告上，《仲 之诰》是也。上以告下，大诰、洛诰之类是也。”另外，《尚书》中的“典”、“贡”、“范”都是典范、法典的意思。但是，典是指精神规范、道德规范之常之道，所以《尚书》中只能有《尧典》、《舜典》两篇；而“禹贡”是指禹的“贡赋之法”，即某种具体的法规条文。“范”则是各个领域的大法、规律，《尚书》中的“洪范”，即“天地大法”、方法，包括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涉及哲学、政治、道德、法律的基本规范。这样看来，“典”、“贡”、“范”都不是真正的公务文书、文辞、辞令。至于“五子之歌”更是如此。以上分析说明，在《尚书》成书的时代，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这些文章归类主要是从内容即“事”的差别来进行归类、分类，从而形成文体的。后人又将这些文体统称为“诰”，汉孔安国《尚书序》：“至于夏商周之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正如孔颖达《尚书正义》所言：《尚书》很多篇章“亦非上言，典书草创，以义而录，但致言有本，名随其事。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他后来又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指的就是以内容差异进行分类的情形。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公文开始按照特定语境中的权力等级秩序与行文方向来形成文章体制了。《周礼·春官》上说：“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辞令），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盟会之誓），五曰祷，六曰诔。”而这里的“六辞”正是指的是“通上下亲疏远近”的作为口语的国家行政辞令的文字记录。因为，所谓“通上下亲疏远近”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