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制度内在逻辑和外在方位研究.docVIP

人大制度的内在逻辑和外在方位 　　我想着重表达一名政治学者20余年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要感悟，以此来纪念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正式确立50周年。这些感悟，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 　　广义与狭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概念 　　谈及“人大制度”，很多人往往会想到人大代表在开会，“握手、拍手、举手”，或者会想到“人大(常委会)”这块牌子、这个机构。在我看来，“人大制度”有广、狭两种涵义。其狭义，仅指关于如何配置如何组织我国整个国家权力的制度。应该说，这是“人大制度”最重要、最首要的涵义。我们的官方文件与许多学者的论著一般都是从这一意义上使用“人大制度”概念的;其广义，则既指“整个国家权力的配置与组织制度”，也指有关“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机关的一整套制度，比如，人大的选举制度、组织制度、职权制度、运行制度等等。制度是有层次性的。“关于配置与组织整个国家权力的制度”与“关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机关的制度”，显然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但又紧密相关。这就是说，广义“人大制度”包容着不同层面上的制度。其实，不少研究者在论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也常常突破“整个国家权力配置与组织”的宏观层面，而论及有关“人民代表大会”的各类具体制度。因此，本人主张，对“人大制度”这一概念可以作上述的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 　　今天我主要从狭义上阐析“人大制度”。狭义“人大制度”是一项关乎我国“整个国家权力如何配置如何组织”的根本政治制度，也即我国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国家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内容”——亦即国家的阶级性质，——是指由哪个阶级、哪些人掌握着国家政权。在政治学上，也被称作为“国体”。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国体，即：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体、封建主阶级专政的国体、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任何“内容”都是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掌握政权的阶级无不需要将国家政权配置、组织成一定的形式，这样才能有效地得以行使，这就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政治学上也称“政体”。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纷繁复杂的多种政体。 　　国体与政体紧密相联，互为表里。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体现前者。由于国体与政体规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权归属与政权组织形式，而国家政权是“政治中最根本的东西”(列宁语)，因此，规定国家政权的国体与政体，自然就成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则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第一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把两者合称为“根本政治制度”。这是有意义的。 　　人大制度的内在逻辑：双重“委托”——双重“监督” 　　我国人大制度的政体有着严密的逻辑性与明显的合理性。 　　人大制度的逻辑起点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末，人民就是一切权力(包括国家权力)的主人、所有者;那末，只有人民才有权行使国家权力。但是，现代国家，尤其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已经不是古雅典城邦那样的“小国寡民”(更何况也不再存在奴隶制)，因此，不可能通过“直接民主”，由全体人民(公民)亲自来行使国家权力;这样，人民就需要由少数人作为他们的代表，组成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这就叫做“间接民主”、“代议民主”。 　　代表从何而来?人民的代表只能由人民普选产生。没有普选就没有人民代表。人民通过普选，不仅仅是选出一些代表，同时还意味着将原本属于人民的国家权力委托到了代表手中。正因为代表从人民那里获得了国家权力的委托，因此，只有他们才可以组成人民代表大会，理直气壮地代表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从这一意义上讲，普选就是人民进行权力委托的行为。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其他任何组织与个人，因为没有从人民普选行为中获得国家权力的委托，因此就不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民主政治必须强调“权源”——权力的“根源”(人民)、权力的“来源”(人民委托)。 　　应当注意到，按照人大制度，人民通过普选委托到全体代表手中的不是“一部分”国家权力，而是“全部”国家权力，即“整体”意义上的国家权力。正因为如此，全体代表所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代表人民掌握全部国家权力的“国家权力机关”，而不仅仅是掌握一部分国家权力(立法权)的“国家立法机关”。 　　从工作效率与监督效果等因素出发，掌握全部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并不亲自行使全部国家权力。它只亲自行使国家权力中的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组织与罢免其他国家机关成员的)任免权以及(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权，而将国家权力中的行政权、审判权、法律监督权等分别委托到由它组织产生的政府、法院、检察院(“一府两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