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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豆产业被外资控制后的若干思考 　　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除稻谷、小麦供给平衡有余外，大豆等油料对外依存度较高，玉米进口也增长很快，可以说，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供需总体上处于“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的状况。 　　粮食领域的危机和困境毋庸讳言，中国大豆进口已完全被外资所控制，所造成的产业危害，远远超出了其它农产品。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冷静审视中国大豆产业的发展，拿出富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法，以尽可能改变我国大豆产业的发展现状，避免我国粮食安全出现问题。 　　一、外商控制中国大豆产业的具体步骤 　　（一）外商利用中国大豆进口政策变化，为控制大豆产业布局 　　1996年，我国取消大豆进口配额政策，下调大豆进口关税至3%，加入WTO后，在大豆进口方面执行了不超过3%的低关税措施，且进口量无限制，这与建国后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大豆政策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商正是抓住了这种变化的机会，迅速利用这一政策使进口大豆成本下降，以甚至低于其国内生产成本的优势，逐年增加对中国大豆出口量，以不断渗透的方式对我国大豆产业形成巨大的冲击，而这种不断的冲击就是控制大豆产业的前奏。相比20世纪50年代到1995年我国实行的大豆进口配额政策，配额之内进口征收3%的关税，配额之外征收1.14倍的进口关税，面对配额控制和高关税，外资即使有心渗透当时也无法完成。 　　同时，豆粕关税也发生了变化。1999年，我国恢复征收进口豆粕增值税，大豆压榨利润丰富，这也促使“关心”中国大豆产业的外资，开始在我国大力投资油脂行业，致使内外企业新建或扩建大豆压榨厂成为热点，也使我国大豆压榨行业迎来高速发展时期。以ADM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在我国大豆压榨能力本就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下，仍然不断增加投资，集中反映出了这些跨国粮油公司进入中国油脂市场的战略意图。 　　（二）外商再把“机遇”变“危机”，利用“危机”实现资本操控 　　1996年后，中国大豆进口量逐年迅速递增，2000年突破1000万吨，2003年突破2000万吨。大豆产业看似蓬勃发展，如此“机遇”让伺机已久的国外资本看到了控制中国大豆产业的前所未有的机会，一场危机正悄悄的袭向中国大豆产业，而我国的企业还处于混沌不知的状态，这场危机恰恰由美国农业部充当了“关键先生”的角色。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做出重大调整，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的最低点约540美分/蒲式耳，一路上涨到2004年4月初的1060美分/蒲式耳（大豆：/蒲式耳约为27公斤），创下30年来的新高。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大豆价格从每吨2300元涨至4400元。 　　中国压榨企业在恐慌心理支配下，纷纷加大采购力度。2003年底至2004年初，中国大豆采购团高调赴美“抢购”，这次采购虽不属政府性质，但仍可以看到商务部的影子，正是这次集中采购，使中国的大豆进口陷入到了一个“局”中。当时采购的平均价格在人民币4300元/吨。中国科学院的一份相关报告说，中国在这一次采购中多支付了15亿美元。2004年4月开始，国际大豆价格快速回落，跌幅近50%。如此大涨大落，使国内大豆加工由原先的赢利变为全行业亏损。 　　面对如此价差，国内部分加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无奈采取了违约行为，放弃原先在高价位签订的采购合同和定金。对此美方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1）大的国际大豆供应商起诉中国进口商毁约，索赔金额估计高达数十亿元左右；（2）国际粮商联合抵制中国民营企业，除一部分他们参股的中国企业外，对其他中国进口商不再报价；（3）国际粮商联合修改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合同文本，修改后的合同条款对中国进口商更为不利。 　　这些措施让我们面对每年大幅增加的大豆进口量，除了无奈别无他法。多数企业被迫出售资产或股份，以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为代表的国际资本乘机参股或收购，2005-2006年，外商成为我国国内大豆压榨企业兼并重组的主要力量。例如：来宝公司先后收购广西钦州大洋油脂、江苏南通宝港油脂，并重组了重庆新涪和山东新龙油脂；邦基公司先后收购或控股山东日照的三维油脂、南京华农油脂，后又重组天津正大公司；嘉吉公司先后收购东莞华农油脂和阳江丰源公司；路易达孚公司兼并霸州华农油脂，并对张家港江海粮油工业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托福公司重组湛江华农公司，并通过郑州阳光公司入股开封正大和许昌山花公司等等。到2005年底，中国前十家最大的压榨企业中，只有黑龙江九三油脂和北京汇福是真正的中国内资企业，2006年全国开工的97家大豆压榨企业中，64家为外资参股企业，形成了由外资企业掌控我国食油压榨供应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