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乐死非犯罪化.docVIP

摘 要 安乐死是一个带有广泛争论性的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关键词安乐死化前言 I 1.安乐死的概述 2 1.1安乐死的概念 2 1.2西方国家关于安乐死的主要争论 2 1.3世界各国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发展 3 1.4我国法律对安乐死的态度 3 2．在我国实行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可行性 5 2.1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界定 5 2.2安乐死不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和犯罪的构成要件 5 2.3对安乐死定罪处罚不具合理性 6 3．人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 8 3.1生命权是基本人权 8 3.2公民通过安乐死处分自己生命权符合民法的基本理念 9 4．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和对象 10 4.1实施安乐死的社会条件 10 4.2实施安乐死的技术条件 10 4.3适用安乐死的对象条件 11 结 论 14 参考文献 15 论安乐死的非罪化 前言 由于人们对医学预防死亡、延长生命的成就印象太深刻了，以致于人们相信：万能的医学科学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将死亡逆转，从死神手里夺回人的生命。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死亡似乎成了现代医学的目的之一，成了医务人员的主要 责任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不管投入多少资源来设法推延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着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过程的医学干预。诚如邱仁宗先生所言，现代医学延长人的死亡，而不是延长人的生命。[1]这种死亡过程的延长使得现代人相比古代人而言是倍受病痛折磨，由此便引发了安乐死问题近百年来的争论。 事实上，这些争论的发生都是基于对生命的尊重，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法律概念——“权利”。生命权无疑是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而所谓权利是指公民所享有的一种选择的自由。那么既然公民享有生命权，就有选择生或死的自由。当然，由于生命的宝贵以及不可再生的性质和基于对生命的尊重，避免权利人轻率地处分自己的生命和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各国法律对生命权的处分均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能矫枉过正，忽视了生命权作为公民最基本人权的本质。假设当一个病人处于身患绝症，极度痛苦，想要结束生命却无力自杀的情况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其亲人、相关医务人员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她）在痛苦中挣扎直至死亡。如果谁不愿再看到病人继续痛苦地挣扎，竟然动手帮其“解脱”，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他（她）就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的罪责。这种状况合情吗？合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法律是公意的体现，这种明显不符合情理的法律，显然是违背公意的。违背公意的法律就应该被修订。因此，本文通过对西方各国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发展和我国“安乐死”现状的研究，试图从刑法法理和公民基本人权的角度论证在我国实施“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可行性。以期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通过司法解释的手段实现“安乐死”的非犯罪化。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对公民人权的最大尊重，对公民人命权的最大尊重和对在死亡面前痛苦挣扎的人们的终极人道主义关怀。 1.安乐死的概述 1.1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安乐死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古希腊、罗马，虽然抛弃老人的做法被禁止，但是，人们可以随意处置有先天缺陷的新生儿，也允许病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由他人帮助死亡。[2]很显然，这些所谓的古老渊源的“安乐死”跟现代意义的安乐死有天壤之别。现代意义的安乐死是从19世纪开始。自20世纪30年代始，西方一些国家开始对安乐死问题进行讨论。事处罚。[3]主张把安乐死当做犯罪处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主张安乐死合法化在法理上、在伦理上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在安乐死是否合法化的层面上争论是意义不大的。在安乐死的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不从是否合法化的角度考虑，而是从是否非犯罪化的角度来考虑。 2．在我国实行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可行性 司法实践中，安乐死案件常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实际上二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陈兴良教授提出了“犯罪本质二元论”，即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同为犯罪的本质特征。该理论认为“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的统一，就是社会危害性”；“再犯可能与初犯可能的统一就是人身危险性”[4]下面将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构成要件以及刑罚目的几个方面论证。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被理解为一个决定是否成立犯罪的“最模糊的概念”。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有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个规定本来可以成为对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无罪的法律根据，但是由于它并没有揭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