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doc

浅谈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 【关键词】 信、达、雅 翻译标准 辩证关系 方法论 一、前言 纵观中国和西方翻译史，翻译的标准历来是丰富多彩，众说纷纭，始终存在着争议，但总的来说，最有影响的还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虽然人们对此标准的理解和看法有所不同，但凡是谈到翻译标准的理论，始终没有脱离“信达雅”的范围，而且从总体上来说，对严复的翻译思想持肯定态度，或是吸收了他的翻译思想后又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他的翻译标准对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此‘三字经’！ ”[1] 二、严复与“信、达、雅” 中国在19、20世纪之交酝酿着一场文化巨变，同时一个翻译运动也应运而生，严复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严复(1853-1921)是中国近代学者和启蒙思想家，被誉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大量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书，被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在社会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说法。“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故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毋庸置疑，“信、达、雅”却有其独到之处，但“信、达、雅”作为一种翻译理论独步中国翻译界达100年之久却是在世界上绝无先例的。[2] 三、“信、达、雅”之解读 第一，严复本人并不以《天演论》汉语文本为翻译，而称之为“达旨”；而其所以求“信”而外更求“达”、“雅”，是由于需要取得当时的读书人社会认可，以便向专制主义的中国宣传西方的先进理论和思想。 第二，严复最初提出“信、达、雅”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是在译《天演论》时，深感自己的局限，感叹了翻译三难“信、达、雅”，他本人并不真以“信、达、雅”为翻译的金科玉律，反倒是警告后来者不要学他，不要拿他“达旨”的译本做“口实”； 第三，在鲁迅看来，严复并未把“信、达、雅”坚持到底。指出严译《天演论》系取法六朝的“达”而“雅”，后来的严译系转而取法“唐则以‘信’为主”的翻译办法，因而很可能“粗粗的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可见其不“达”之甚，“雅”就更加无从提起。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严复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在以后的翻译中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放弃了“雅”，改而以“信”为主，这些都表现在严译《原富》、《群学肄言》、《名学浅说》等作品中。[3] 四、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和辩证关系 从严复对信达雅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要主张的信是要意义不背本文”，强调了忠实原文的重要性；达是不拘泥于原文，使译文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达旨)；雅是尔雅，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这就是严复翻译标准的主要思想。[4] “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之所以到现在还影响很大，除了经受过时间、时代的考验，还在于这三者的合乎逻辑的关系，为译者所接受。严复首标“信”义，要求意义不悖原文，这是为翻译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但它与创作还是有区别的，不能不顾原文，一味臆造。所以，在翻译时，要强调信。“信”与“达”相辅相成。严复并非追求某种一般科学的准确性或追求某种绝对的真理。在通常情况下，他坚持“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而在特殊情况下，他又可能以“达旨”辅之，这些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此，直到现在仍然被广泛采纳。一个认真负责的译员在翻译时应力求同时做到这三条。正如鲁迅所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方面，一面当然力求其解，一面保存其原作的丰姿”。翻译能同时做到这三条是非常理想的。但在实践中，常常出现“信”与“达、雅”之间相矛盾的情况。在不同领域，由于翻译作品不同，要求不同，对这对矛盾可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对这两方面会有不同的侧重。在翻译时，要把“信”放在“达、雅”之前，同样要求译员不能够机械地狭隘地遵循“信，达，雅”的标准，要灵活地、因地制宜地运用。而且，严复所遵循的完全不是现行的狭隘的“信，达，雅”的翻译观。这同样体现了“信，达，雅”标准能够经久不衰的要旨。林语堂称：“忠实标准——译者第一的责任。”与此同时，尽量兼顾“达”、“雅”，使译文通顺，明畅，优美，做到译出的中文符合中文的习惯，像中文。译出的外文像外文，符合外文习惯。如果不能兼顾两方面，译文歪曲了原意，文字再优美，句子再通顺也没有用。另一方面，文字晦涩，句子不通，译文难懂，也达不到传达原意的目的。“信”与“达”，“雅”是一对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翻译时，应力求做到两者兼顾，使译文尽量符合“信”，“达”，“雅”三条标准。[5] 五、对“信”、“达”、“雅”的评价 既然“信达雅”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独特的作用，那么为何还有人对它持有异议呢？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