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教授谈哲学论文.docVIP

陳平原教授談哲學論文 時間:2011-08-30 16:11:47 陳平原教授談哲學論文 一 1933年初，受顧頡剛委託，羅根澤（1900—1960年）在北平編定《古史辨》第四冊《諸子叢考》，並模仿顧編《古史辨》第一冊，借長篇《自序》暢談自家的學術經歷及理想。此後四年，羅氏又續編《古史辨》第六冊，由此徹底完成了從學歷不太完整的農家子弟向前途無量的著名學者的轉型。這中間，1927年之考取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師從梁啟超研究“諸子學”，以及隨後考取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師從馮友蘭研究“中國哲學”，極為關鍵。如此學術背景，加上兩篇畢業論文《孟子評傳》與《管子探源》，不久分別由商務、中華公開刊行，羅根澤的學術道路似乎很清晰；可形勢比人強，輾轉各大學教書，需要開設的課程，除諸子概要、中國學術史外，還有中國文學史、中國批評史等。於是，一半是個人興趣，一半是工作需要，就在這春風得意的十年間，羅根澤時而文學，時而哲學，時而考據學，開始多面出擊。 為何如此縱橫馳騁？在《古史辨》第四冊《諸子叢考》的《自序》中，羅根澤做了如下解釋： 做考據吧，按不住自己的奔放的情感。做文學吧，理智又時來搗亂。做哲學吧，哲學要有己見；我呢，覺得凡是己見，都不是最終的真理，最終的真理在若干哲學家之己見的中間；我反對己見，當然不配研究哲學。可是哲學，文學，考據學，又都在被我愛好。那末怎麼辦呢？經了這一次的彷徨，最後體察出自己的短處和長處：自己沒有己見，因之缺乏創造力，不能創造哲學，亦不能創造文學。但亦惟其沒有己見，因亦沒有偏見，最適合於做忠實的，客觀的整理的工作。利用自己因愛好哲學而得到的組織力與分析力，因愛好文學而得到的文學技術與欣賞能力，因愛好考據而得到的多方求證與小心立說的習慣，來做整理中國文學和哲學的事業。[1](P1-2)那時的羅先生，年輕氣盛，展望未來，前程似錦，談起研究計畫時，口氣實在大得很。關於《中國文學史》，請讀者參見他的《樂府文學史》；關於《中國學術思想史》，分為四個時期，在第一期即“諸子研究”中，羅根澤開列了五類研究計畫：人的研究、書的研究、學說的研究、佚子的研究、歷代人研究諸子的總成績。就拿第三類“學說的研究”來說吧，可分成“側重人”與“側重學術”兩種。前一種可分四類，每類羅先生都有擬想中或正在做的具體題目，而其中的第四類“比較的研究”，“細分又可析為四類”。[1](P9-11)如此發散式思維，以及龐大無比的研究計畫，決定了其工作目標永遠無法實現——即便再活一百歲。而這還只是其眾多規劃中的一個。眼界開闊，志向遠大，喜歡制訂計畫，擅長建立框架，論述時勇於下大結論並列表說明，如此做派，極像其師梁啟超。 談論諸子學以及文學史，羅根澤多次引用“本師梁任公先生”的相關論述，明顯看得出他很重視自己的師承。可以上《自序》，尤其在分析自家性情與學問之關係時，模仿的卻是另一位清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 王國維在“三十自序”中，談及學問“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這一困境使得他彷徨無地： 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于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2](P21)那一代讀書人，普遍有大志向，希望將生命與學問合一，而不僅僅是謀一職業。王國維之治學路徑，由哲學而詩歌而戲曲而古史，幾次成功轉型，給中國現代學術留下了極具啟示意義的探尋足跡。羅根澤顯然從中獲得啟示，也在30歲左右，借“自序”剖析自家的性情、志向、趣味與學力，最後確定“以畢生的精力，寫一部忠實而詳贍的《中國文學史》和一部《中國學術思想史》”。[1](P2) 此一早年制訂的目標，既未徹底實現，也不至全然落空。這或許是所有美好願望或工作計畫的共同命運。“學術思想史”方面，除了編輯《古史辨》第四冊、第六冊，自家論著主要集中在《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或《羅根澤說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二書互有重疊，也不無差異，可參照閱讀。至於“文學史”研究，在羅根澤這裏，日後展開為“批評史”與“文學史”兩翼。1930年秋，在《樂府文學史·自序》中，羅根澤稱準備分歌謠、樂府、詞、戲曲、小說、詩、賦、駢散文八類，撰寫“中國文學史類編”。[3]而1935年發表的《研究中國文學史的計畫》，認定歌謠是詩詞樂府的生母，且本身變化極少；“又以文學批評雖不一定也算創作，但確是創作的導師，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極高”，因此，計畫中的“中國文學史類編”，刪去歌謠，添入批評，仍是八類。[4](P32) 只不過隨著學術發展以及本人興趣轉移，“批評史”逐漸自立門戶，不再委託“文學史”代管。至於羅根澤本人，從《研究中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