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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价值内涵探析 　　内容摘要：中原儒商的和谐文化内涵主要源于中原特有的天下之“中”的地域优势和儒家思想之“和”的文化优势，造就了中原儒商内在和谐意识的商业道德模式和经营伦理意识，并主动建构了中原儒商特有的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政商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道德和谐（情感和谐）。其和谐文化的现代价值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支撑。 　　关键词：中原儒商 和谐文化 价值内涵 　　引言 　　以河南为主体、延及周边的中原一带，地处黄河中下游，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肥沃，古时驿道众多，漕运发达，商贸云集，是中华古代商业文明的发源地。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原儒商。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从这里起步、发家，集聚了众多的商业人家，并自然形成了浓郁的中原商业文化。虽时过境迁，但他们充满智慧的儒商文化依然闪烁着历史的光芒，比如有殷商王亥、郑人弦高、郑相子产、儒商子贡、洛阳白圭、商业理论家计然、秦相吕不韦、商圣范蠡、汉代桑弘羊、卜式、师史、清代康应魁等，他们从商亦儒或政商合一，他们身份特殊，在这些中原儒商的身上有着极其丰富的经济思想和德性文化，在长期的儒家文化与商业发展、转化及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深具地域性、政治性、商业性和人文性的中原儒商和谐文化，这是中原儿女以自己特有的地域历史文化及商业生活实践中逐渐成长而积累形成的结果。 　　中原儒商的和谐文化内涵主要源于中原特有的天下之“中”的地域优势和儒家思想之“和”的文化优势，造就了中原儒商内在和谐意识的商业道德模式和经营伦理意识，并主动建构了中原儒商特有的和谐文化价值内涵，深深滋养和培育了中原儒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其和谐文化释义主要得益于中原传统儒家内在的文化道德本源，有明显的地域优势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中原儒商受儒家传统“中和”文化影响较深，其从商行为及道德信念均能体现中原儒商的和谐文化特色，且在中原地域经商起家或从事商业活动的为政商人。如有“义救郑国”的弦高、“服牛为民利”的王亥、郑国执政者子产等，他们从商治生以和为贵，以和济争，倡导和气生财，“和合” 致天下，这些众多且具有儒性商业气质的中原儒商自然就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原儒商和谐文化。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一：政商和谐 　　中原儒商大多以卓越的政治眼光和杰出的政治智慧来经商治生，他们具有亦官亦商或政商合一的鲜明特性，他们倡导“为政以德”，国家重商，主张仁制爱民、礼制爱国、法制爱社会，并力求三者协调统一，以达到政商和谐之目的。尤其是中原儒商“仁者爱人”，经商处事皆为仁人，讲仁德，为富且仁，不取不义之才，经邦济世，这对于构建一个政治和谐的人类社会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先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以义从商，以商救国，体现了商人的政治智慧和富有远见的政治视野。弦高能在郑国四面受敌的困境之中，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想方设法智退秦军。他清楚地认识到郑国只有在政治和谐、安定的大环境下，才能安心经商，以致国富民强，因此，弦高被尊称为古代中原第一爱国商人，从此郑国有了良好的重商传统，颇受后人称道。汉代的牧羊商人卜式深受其影响，在汉代边患四起、内忧外患、国库空虚的境况下，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向汉武帝上书，愿意拿出巨额钱财支援国家，以渡难关。而当时汉代大多有钱人都想尽各种办法争相隐瞒家产，以逃税免灾，而卜式的行为却以国家为重，此乃从商之大义。弦高与卜式以政从商的义举，强化和提升了中原儒商所具有的政治智慧和商业德性。 　　中原儒商注重以礼义教化民众，以达到社会的政治和谐。他们大多有较高的儒家文化修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重礼明德，教化人心，赢得人心，来维系社会和谐，终至长治久安。同时，中原儒商亦讲究以法制民，以法治国，再配以“为政以德”，对实现和谐社会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人性化意义重大。清代的洛阳巩义“康百万”庄园，是农、官、商三位一体的儒商代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如今庄园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匾、额、楹、联，都体现了康氏家族的先辈们对其子孙后代进行教化的道德理念：做人做事不但要修心养性，相互尊重；更要真诚以对，简朴大体；尤其是在从商活动中，要礼义为先，以天下为己任。康家最有名的商业家训——留余，就蕴涵着上要对得起天，不负国家；下对得起地，不负百姓，这集中体现中原儒商“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的政商理念，也是康氏家族政治智慧和商业伦理文化的高度凝结，如此，他们才能游走于官场与商场、政治和商业之间，真正实现政治和商业和谐的完美契合。还有商圣范蠡也是政商合一的典范，他作为春秋战国之交的著名政治家，兼具商人，强调用经济治国，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治国之道，以提高国民收入，最终富民强兵。他还倡导社会公平正义，提出“富好行其德”的经济伦理思想，他一方面忠国爱民，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