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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罚目的范围之厘清 　　摘 要 刑罚目的是刑罚论的核心内容，历来是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但至今并没有哪一种关于刑罚目的的学说取得通说地位，各种学说都存在不能说明的理论缺陷。将一般预防排除在刑罚目的之外，将其上升为刑法的目的，形成以“一般预防”注重刑事立法，报应和特殊预防侧重刑事司法的格局，能很好的解决将一般预防作为刑罚目的所不能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 刑罚目的 刑法根据 报应论 预防论 一般预防 　　作者简介：王引，暨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3-028-06 　　惩罚是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形成而随之出现的古老现象。随着人类理性和人权意思的普遍增长，根据社会契约形成的国家权力必须要对刑罚权的实现做出合理正当的说明。因此，刑罚的正当性根据的讨论就成为刑法学界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由此催生的国外刑法学史上的各种专门对刑罚目的与意义进行研究的各种理论，从康德、黑格尔的“报应刑”论，到耶林、李斯特的“目的刑”论，再到刑罚目的“相对报应刑”论的提出，以及晚近由雅各布斯、罗克辛提出的“预防罪责理论”，其实际不过于就是对刑罚的正当性的探讨。在国内，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起步较晚，较早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研究，并提出较有影响的论点者，应数田文昌和邱兴隆二位同志。在苏联刑罚理论的影响下，“目的刑”论所倡导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理论，自然的被我国刑事立法所吸收，并为张明楷教授所极力推崇。但是，由于刑罚预防理论在刑罚正义和罪行相应等问题中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以陈兴良、赵秉志教授为代表“刑罚目的综合论”者逐渐出现。至今，两种理论各有市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就为“刑罚目的”的继续深入研究留下了空间，本文正是就此展开论述，以期为我国“刑罚目的”理论的研究提出时新且略有建树的观点，并希望能引起刑罚目的理论的更深入研究。 　　一、刑罚根据之理论清晰 　　在众多刑法论者眼中，刑罚权根据和刑罚根据是两个可以互换概念，很少有论者将其区分。但若要充分论证刑罚目的，笔者认为，对这两个貌似可以互换的概念进行理论上的合理区分是必要的。刑罚权根据，是指国家对社会秩序造成危害的行为人发动刑罚制裁措施的正当性理由。其解决的问题是，刑罚权为什么要由国家发动，其对应的理论基础应该是“社会契约论”。之所以刑罚要由代表国民整体利益的国家来实施，是因为国民为了使共同生活的社会秩序得到维护，作为个体的每个公民都自愿让渡出组成国家权力的确有必要的一部分微小自由而形成刑罚权（国家权力），这样国家作为刑罚权发动主体的合理性就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换句话说，刑罚权根据说明的是国家作为施刑主体的合理依据。 　　何为刑罚根据？顾名思义，是指刑罚发动的原因，一般与刑罚的正当性相关联。回答的是国家基于什么理由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做出处罚，即基于什么样的现实需要对犯罪进行处罚？理论上，通常用刑罚目的代替对刑罚根据的论述，二者在同一涵义上使用，对刑罚目的的研究就是为了对刑罚根据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论者却以为，必须对此二者做出合理的区分。目的通常是指行为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借助意识，观念的中介作用，预先设想的行为目标和结果，是主观的产物。作为观念形态，目的反映了人对客观事物的实践关系。人的实践活动以目的为依据，目的贯穿实践过程的始终。同理，刑罚目的，是指立法者基于报应和预防犯罪的需要，在立法过程中借助意识的作用，预先设想的通过刑罚的运用和执行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而刑罚根据却不同，刑罚根据应当是实然的，说明的是根据什么原因要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人实施刑罚，一般意义上讲刑罚的根据，就是对刑罚正当性的解释。所以，两者之间确有一种关系，但不是等同的关系，应该说刑罚目的的存在以刑罚根据为前提，而刑罚目的的正当性也应当以刑罚根据的正当性为前提。换言之，刑罚根据是刑罚目的的基础，也是刑罚目的的合理内核。依据对刑罚根据，即刑罚正当性的理解不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关于刑罚目的的学说：刑罚目的报应论、刑罚目的预防论和刑罚目的折中论。 　　报应论者和预防论者分别基于维护社会正义和法律功利的考虑，对何为刑罚根据做出了不同回答。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报应刑论者认为，刑罚的发动是基于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正义、符合道义的必然要求。正如康德所认为的，惩罚绝对不能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而实施，刑罚的目的就是惩罚犯罪人，这种惩罚本身即符合道义。即在报应论者眼中，刑罚的根据就是符合道义的需要。由此，康德认为，刑罚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对已然之罪的惩罚。而以边沁和贝卡里亚为代表的预防论者则从功利的维度出发，认为为了保障社会秩序不再受到不法侵害，刑罚的发动的根据只是让未然的犯罪不现实化，也就是说预防犯罪。预防犯罪作为刑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