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学校和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docVIP

　打工子弟学校与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 以北京知行打工子弟学校为例 宋春利(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我国原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的矛盾造成打工现象、打工子弟的出现，这种矛盾进一步造成打工子弟与流入地政府、国家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这种相互矛盾导致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从而进一步造成打工子弟学校与打工子弟、流入地政府、国家政策之间的矛盾。由旧有公共管理体制所引发的这一系列矛盾不仅导致打工子弟上学难，打工子弟学校生存难和“合法难”，更重要的是，这些矛盾在不断地扩大和尖锐，已对我国的政府管理和现行的公共管理体制出了严峻挑战。而应对这一挑战，不仅需要对政府进行改革，更需要对旧有的公共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即对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本文以北京知行打工子弟学校为例分析流动人口子弟上学对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提出的挑战和应对办法。 关键词：打工子弟学校；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户籍制度；政府改革 1　案例：北京市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北京市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亦即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主校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双槐树村2号，在海淀区原龚村小学和海淀区储备中专各有一个教学点。学校现有在校生2789人，教师136人。学生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涉及7个民族。教师来自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主要是师范院校毕业生和退休教师，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有78人。①小学使用北京市教材，初中使用人教版的全国通用教材。 1.1艰难创业 北京市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始创于1994年9月1日，创建人为河南省息县民办教师李素梅。②李素梅最初到北京打工，并没有办学校的想法。1993年，同在北京打工的堂弟找到她，向她说起自家小孩无法上学的事。原来，李素梅堂弟的小孩已经8岁，早已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堂弟夫妻两个很犯愁，把孩子送回河南老家，老人不好带也不好管，孩子有点事情就得隔三差五的往回跑，既耽误打工挣钱，又是一笔不小的路费开销；想在北京上学，没有北京户口，学校不收。好不容易恳求校长允许借读，一谈到每年3000块钱赞助费和每年600块钱的借读费，堂弟夫妇就打了退堂鼓，打工挣的钱要交房租，一家三口要吃、要喝、要穿，还要寄给老人生活费，哪有那么多钱一下子拿出来。万般无奈，堂弟恳求曾在农村老家当过民办教师的李素梅，索性办个学校，几个在北京打工亲戚的小孩由她来教，既省钱又省事。李素梅当时并没有答应，办学校得有校舍，得有桌椅，得有教材，丈夫易本耀在河南老家，她一个女人在北京，要办一个学校，难哪！1994年，又有几个亲戚和老乡找到李素梅诉求，孩子早都过了入学的年龄，最大的一个有12岁了，交不起赞助费、借读费，天天在五棵松附近的村子、菜地里“野”。这些亲戚和老乡都有一个愿望：有些文化的李素梅能把孩子聚拢起来，教他们读读书。这些情况，李素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自己就是12岁才上学，知道失学对人的影响，最终决定创办学校。没有校舍，大家就在五棵松李素梅姐夫承包的菜地利用草秸、塑料布搭了个棚子；没有黑板，就用一块大木板涂上黑墨；没有课桌，就用砖头垒。1994年9月1日，这所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正式开学了，当时只有9名学生，李素梅1名老师，每名学生每学期交40元学费。 “五棵松有打工子弟的学校”的消息不胫而走，陆续地总有一些打工者把孩子送过来。1994年底，李素梅已经收了22名学生，实在忙不过来，丈夫易本耀在河南老家粮食局办了“停职”，跑到北京和她一起办学。 1.2　东漂西泊 1997年学校260多，开春后他们又盖了两间简易教室但是被一拆而光就被推倒了。“漂泊”。仅仅呆了半天，学校被迫“转移”。　③。当时易本耀和李素梅很兴奋，认为自己的学校终于可以有一个“名分”了。他们迅速整理了办学材料向北京市教委申请注册，北京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原中国教育工会主席方明先生为当时没有正式校名的易本耀打工子弟学校起名为“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申请并没有被审批，但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开始被社会各界所知。 2003年9月8日，北京市委常委、市教工委书记朱善璐同志到易本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调查、慰问师生，同时资助10万元帮助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2003年12月10日，经海淀区委、区政府、区教工委、区教委和海淀区四季青镇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通过办学标准验收，被海淀教委批准为民办学校，领取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定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 2 案例剖析 2.1易本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生存原因探悉 1）原因之一：客观需求的存在。从最初的办学到现在，易本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能够生存、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有源源不断的生源市场，有很强的客观需求。仅举一例说明：1998年8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五孔桥教学区，易本耀被近百名家长团团围住，要求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