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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角下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风险 　　在金融全球化的文明演进过程中，适应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商业银行加快改革和发展步伐，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然而，我国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诱发的风险，应当引起极大的关注，在法治视角下厘清这些法律问题、风险及解决对策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一、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存在的法律问题及风险 　　(一)对抵债资产处置的时间问题及风险 　　旧《商业银行法》第42条规定：“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者股票，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一年内予以处分”。修订后的《商业银行法》将其修改为：“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者股票，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二年内予以处分”。修订后的商业银行法赋予了商业银行处置抵债资产的时间有所延长，但是，在实践中，二年的时间仍然显得太短。特别是土地及房产。这样很容易违反，如果因此而对商业银行进行处罚，势必不公或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与此同时，对商业银行因行使一般债权而取得非抵押或质押的抵债资产的处置时间没有规定，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受两年的限制呢? 　　(二)债权转让或减免的问题及风险 　　依据合同法及有关法律的一般原则，债权转让或减免是允许的。但作为特殊的金融债权是否也允许呢?商业银行在处理不良贷款时往往对此把握不准。如果禁止，对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不利;如果允许，则会对只有银行才有放贷权的冲击，因为这样会为非金融机构企业间的借贷打开方便之门。对债权减免的问题也同样面临两难的问题。按贷款通则及有关规定，除国务院外，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无权减免贷款利息。更不用说对本金部分的减免了。但现实是，在处理不良资产时，减免部分利息或本金往往能将商业银行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三)商业银行非剥离资产债转股的问题及风险 　　商业银行目前许多非剥离的不良资产实施了债转股。《商业银行法》原来的第43条：“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本法实施前，商业银行已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实施办法”。修改为现在的第43条：“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修改，成为商业银行法修改内容的一大亮点。法律对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业务、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和企业等问题，既进行了严格限制，同时也留下了适当的发展空间。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在符合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可以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他形式来经营信托投资、证券等业务。“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10个字，对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给予了发展的空间，使“混业经营”在特定条件下也有了法律根据，使我国的金融业从“分业”向“混业”的转变在法律制度上已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1。但是，而非剥离资产实施债转股仍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四)不良资产处置的税费问题及风险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上各种税费负担过重，国家又缺乏减免处置过程中的税费的法律规定，使得商业银行在及时有效地减少或盘活不良资产存量，处置不良资产时有较大的包袱。 　　(五)债权转让中抵押权属的法律问题及风险 　　根据《合同法》第81条、《担保法》第50条等相关法规的要求，在不良资产被收购后，收购方即取得了贷款债权的从权利——抵押权，抵押权人随之发生变更，并需到有关部门重新办理登记手续，否则，将因为没有办理抵押权人变更手续而丧失原有的抵押权利。然而，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重新办理登记手续有一个期间，在这段期间内，债权实际上处于无抵押状态，抵押财产随时可能流失;二是要与抵押人重新签订抵押合同后才能到有关部门办理登记，而抵押人大都借机逃避担保责任，拒签抵押合同2。 　　(六)关于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的法律问题及风险 　　在国务院国办发[1999]]66号文件规定收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债权范围中，许多贷款设置了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法》第61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如果对这一条不作出专门解释，公司收购的许多借款合同债权项下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将因此而无效，抵押人将因此而免责，从而使本来回收已经非常困难的贷款债权失去最后一项保障。 　　(七)诉讼管辖权的法律问题及风险 　　按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良资产处置中涉及诉讼的，应按照合同履行地原则，即银行贷款经办行和被告(即债务人)住所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由于债务人、银行经办行住所地各异，则管辖法院各不相同，在需要诉讼时，公司将不得不奔波于各地和各法院之间。而且，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因各地司法机关对法律理解掌握水平的差别以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