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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料教学中培养科学精神 ——以“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为例 俞仙芳 【内容摘要】：科学精神的培养是教育重任。历史研究与教学在“重现”历史中需严守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在培养科学精神方面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本文试从最基本的史料教学切入，结合教学实践，对中学历史史料教学与科学精神的培养作一探索。 【关键词】：史料教学 科学精神 教学案例 一、历史教学与培养科学精神的关系 什么是科学精神?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理解层面产生不同的含义，理论界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虽然课程标准也没有明确作出界定，但怀疑求真的科学态度与多重证据的科学思维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 自新文化运动倡导“赛先生”以来，科学成为中国的一种价值符号而备受推崇，科学精神的培养更是国人广受关注的话题。然而，无论是曾经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今日的“重理轻文”，大家在具体实践中对科学的崇尚似乎更偏重于实用层面。追求科学的实用价值固然没错，但科学精神才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内在推动力。也正因如此，新课改中特别强调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 培根曾语：“世界上只有一门真正的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历史教学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方面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与数理化不同，历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过去发生的事”，需要在收集与整理、分类与鉴别、解释与分析、阐释与运用史料的基础上“重现”历史。质疑求真的科学态度与注重证据的科学思维是“重现”历史的两大基石，贯穿在认识历史的全过程，这也正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 二、在史料教学中培养科学精神的教学实践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注重运用史料作为探究历史问题的证据，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己成为许多教育发达国家中学历史教学的主要特点。高中历史第二分册第2课《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具有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典型资源，笔者试结合该课教学实践，对史料教学与科学精神的培养作一粗浅思考。 1、激趣：有效创设情境，培养学生怀疑求真的科学态度。 学贵有思，思源于疑。历史问题始于对证据的怀疑与求证。长期以来，限于教学方式等多种原因的影响，学生对权威、对教材、对老师的怀疑并不多见。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创设适合于学生现有水平的情境，拓展教材空间，对培养学生敢于怀疑、勇于求真的科学态度具有重要作用。笔者在《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一课中使用两种方法作了尝试。 第一，制造悬念引发冲突，激励学生敢于怀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是夏”，这是大多数学生的已有认知。我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潮导入，插入顾颉刚先生“大禹是一条虫” 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史学轶闻，然后提出“夏朝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疑问。从课堂效果看，学生对“夏”的认识从原先的理直气壮、毫不怀疑到疑惑陡升，这种认知上的冲突使他们有了较强的探究欲，为下一环节作了良好的铺垫。 第二，挖掘史学家求真探索的典型史料，激励学生勇于求真。史学家敢于怀疑、探索求真的科学态度是推动历史研究的重要动力，也正是熏陶学生的良好素材。历史教材限于篇幅，对史学家的研究过程着墨较少，这需要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合理引入，用实际事例激励学生。《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一课中，我对徐旭生先生发现二里头文化的过程作了细节描述：“寻找夏的考古遗址，成了20世纪初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尽管有无数人为之前仆后继，可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其中有一个人从未死心——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1959年夏，徐旭生凭《国语?周语》中“伊洛竭而夏亡”这段文献提示，不顾72岁高龄，徒步在数千平方公里的伊洛平原苦苦寻觅。有一天，徐旭生来到河南省偃师县一个名叫二里头的小村子。农民见他老在地上看来看去，便问是否掉了东西。徐旭生乐呵呵说掉了一座城。没想农民一听也乐了，赶忙领到村东正挖的水塘边。徐旭生一看，幸福呵，塘壁上布满陶器碎片，用手一摸，哗啦哗啦往下掉！这就是著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经过中国考古界三代人、长达四十多年的发掘，二里头遗址为我们研究夏史提供了一把珍贵的钥匙。”这种对史学家探究细节的还原，不但增添了历史课堂的生动性，也使学生充分体会到史学家宝贵的求真探索精神，从而在内心发生共鸣。 2、求是：批判性地运用史料，培养学生注重证据的科学思维。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历史学科对证据的苛求不亚于警察破案与法庭仲裁，“史由证来”、“论丛史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在课堂教学中，如果能运用典型史料充实教材，帮助学生“在证据中建构过去”，不但能有效解决教学的重难点，还能潜移默化中渗透证据意识，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一课中，解决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关键，也是教学中的难点。为此，我转变教学方式，引入二里头遗址的时空资料，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