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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该不该引进判例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判例法制度，法官的判决本身具有立法的意义，并对以后处理类似案件具有拘束力。我国主要以成文法律及司法解释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公布案例指导审判实践。刚刚结束的2005年度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试卷四，就以此为题，让考生围绕“判例、案例与司法解释”谈谈看法。 　　早在2003年8月14日的那期《南方周末》上，《司法酝酿重大改革》一文中汇聚了众多法学家的观点，其中就提出了“取消司法解释制度，采行判例制度”。后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借款合同案件的判例，在民商事审判领域开始实施“判例指导制度”，一时间司法改革就被推到了浪尖。 　　本期借司法考试的东风，重谈老话题。究竟什么是判例制度?判例制度对审判公正的意义是什么?我国应不应该建立判例制度? 　　判例制度，就是选择典型的案例判决作为判例，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借鉴和指导，对于类似事实的案件，在适用法律以及裁量幅度上都可参照相关判例进行判决。在英美法系中，判例是法律的主要渊源之一。在大陆法系中，过去并不看重判例的作用。然而无论立法多么成熟和发达，都无法解决其滞后性问题，更不能将社会所有的问题都囊括在内，这是任何一个大陆法系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于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二十世纪以来，大陆法系纷纷引入判例制度。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一直采用的是成文法的法律形式。在这些成文法无法应付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时，司法解释应运而生。渐渐地，司法解释开始成为保障法律正确适用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成为了我国法的重要渊源，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司法解释本身的缺陷又注定了它不能解决法律实践中出现的任何问题。 　　司法解释的缺陷 　　虽然司法解释在法学实践和法学理论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由于它主要不是通过具体判决而确定的，而是直接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文件的形式发布的。这是使我国司法解释具有十分突出的抽象性和一般性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立法极不健全，已经出台的法律过于原则，从而造成司法中经常遇到无法可依的状态，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性的司法解释，对于解决审判实践中无法可依的问题，限制法官自由裁量并保障裁判的公正，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立法工作不断加强，立法体系逐渐建立，尤其是立法逐渐具体且富有针对性，立法解释的功能也会逐渐发挥作用，在此情况下，如果继续采用此种抽象的司法解释方法解释法律，显然是不适当的。 　　抽象性的司法解释虽与十分原则的法律规则相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但由于其并非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适用所作的解释，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也不一定能解决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以，在某一个解释法律文件刚发布不久，便会有法院提出新的问题要求解释，或者就解释法律的文件本身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解释。 　　我国司法实践对判例制度的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自1985年创刊到2001年底，共公布了368个案例，涉及刑事案件115件，民事案件包括经济、知识产权、海商事等共209件，行政及国家赔偿案件31件，执行案件13件。这些公报上登载的案例都是人民法院经验的总结，具有典型性、真实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的特点，虽然对这些典型案例并未要求强制遵守，但作为权威审判，事实上都得到了下级法院的普遍遵守，对全国法院的审判工作起到的指导作用是十分是明显的。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还从1991年开始组织资深法官和著名法学家编辑出版《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和《人民法院案例选》。很多学者都把这些案例视为中国的判例法，认为这些案例具有法律上的影响力，实际上具有判例的性质，至少可以称为“准判例”。 　　“这些案例给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了重要的范例和参照依据，有利于防止一些法官由于经验不足或受到外力干扰，而在适用相同法律条款审理同类案件时作出差异很大甚至截然相反的判决。”一位基层法院法官这样告诉记者。 　　建立有限的判例制度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定期公布案例并要求各级法院在审判中予以借鉴，但并未要求必须遵守，即判例在我国只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这应是中国没有建立起判例制度的症结所在。那么，该不该以立法形式来设定这一拘束力呢? 　　有学者认为，当成文法宜于社会生活时便运用成文法来裁决案件，当无成文法或现有成文法不宜于社会生活时便创制和适用判例。当立法时机成熟时将判例加工上升为成文法条，这才是对待判例和立法的正确态度。由于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使我国不可能在整体上接受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但可以在坚持以成文法为主体的前提下，批判地借鉴吸收判例制度精华，架构我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同时，判例应该只是与规范性司法解释文件处于同一地位，与制定法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