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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建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摘 要：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的研究出现两种对立观点，学理研究和论证综艺节目公共领域建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文章从政府规制、受众与电视媒体的关系、受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公共领域的理论特征等方面论证了这种可能性，有利于推动当下电视综艺节目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公共利益;日常生活 　　一、引 言 　　当下中国电视公共领域的研究逐步转向对综艺类、娱乐类节目的关注，出现两种对立的观点。一些人肯定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的存在，他们认为电视综艺节目体现了公众平等参与和自由表达等特征，贴合了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空间。另一些人则将娱乐与公共领域、公共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对立起来，质疑电视综艺节目建构公共领域的能力[1，2]。包括电视综艺节目在内的娱乐节目是否具备建设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存在很大争议，然而学界对“可能性”本身缺少详细研究和学理论证。我们认为，研究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建设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必须基于这样的事实，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为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提供何种空间?电视媒介本身发生了何种转型?与电视媒介密切相关的受众发生了何种结构性变化?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媒介、受众三个方面决定了电视媒介建设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二、服务公共利益是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方向 　　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出现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例如，创新与模仿、高雅与媚俗、本土化与国际化、理性与非理性、政府规制与商业利益、娱乐与公共利益等二元对立现象，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陷入了困境。2011年9月16日，湖南卫视新闻发言人李浩透露，国家广电总局因《快乐女声》节目处罚湖南卫视2012年停办一切群众选秀类节目[3]。广电总局出台了诸如“省级卫视限娱令”等政府规制说明了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进入了关键时刻，同时也显示了政府、社会、受众对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期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即是综艺节目如何体现公共利益，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精神需求的问题。 　　以《超级女声》为例，广电总局发布了两个文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参与、主办或播出全国性或跨省(区、市)赛事等活动管理的通知》和《广电总局关于同意湖南电视台举办lt;超级女声gt;活动的批复》，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广电总局对公共利益的强调：《通知》要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三贴近原则，各类赛事活动要积极向上、健康高雅，愉悦身心，陶冶情操，体现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播出的节目要力戒庸俗、低俗的现象，不能迎合少数观众的猎奇心理、审丑心态”。《批复》要求“遵守宣传纪律，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活动健康有益地顺利开展，防止负面效应”，“赛事活动的评选过程、评选标准、赛事规则都要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防止出现商业欺诈、商业贿赂”。政府对于电视娱乐节目的规制体现了政治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杂糅，但规制有利于避免商业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和干扰，保证娱乐节目最大限度内体现公共利益。可以说，当下政府规制为电视综艺节目公共领域建设提供了契机，同时公共领域建设有利于避免“三俗”，使当下中国电视综艺节目走出发展的困境。 　　三、“草根”阶层的崛起改变了“人”与传媒的关系 　　不可否认，精英阶层是电视公共领域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草根”阶层及其平民大众的崛起，则自下而上的影响了电视媒介的公共领域建设。对于电视而言，一方面它发展了很多面向草根阶层的节目类型，例如各类真人秀节目;另一方面，平民崇拜也促使电视媒介的大众化、草根化、娱乐化[4]，如果说这是电视俯就大众，不如说这是大众力量与传媒力量的汇合乃至一定程度的合谋。草根的民间文化、民间智慧、民间资源为电视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电视也为民间文化提供了展现的平台，为草根阶层的自我表达提供了空间。可以说，草根文化突破了传统，形成了一种新的人与媒介的关系形式。这里的问题是，当下“人”与媒介的新型关系中，受众是以何种形式参与电视节目讨论?受众之间又形成了何种关系，是个体、集体还是社群团体的形式? 　　张锦华在探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时提出多文化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他看来，公共领域的“自由、公开、与理性”，并未真正付诸实践，自由主义虽然强调尊重不同的多元团体，但是缺乏权力冲突的观点，忽略社会弱势团体与主流优势团体的差异与权力的结构压迫，使得所谓的“自由、理性、平等”的原则难以实践。张锦华引入多文化主义，强调重视社群或族群权力的差异，也就是说，媒体实现多元对话的原则在于“容纳”不同意见者，更开放的呈现反对或挑战权威的意见，免除排他性的霸权心态，尊重并凸显不同社群的立场[5]。 　　张锦华认识到个人作为主体通过社群参与公共领域，尤其是弱势群体通过社群获得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