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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创新 　　摘 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大学治理现状的分析，认为我国大学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权力中心化。我国大学的管理制度是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它导致我国大学教学科研边缘化发展倾向。本文认为，在我国大学宏观治理改革中，实现大学自治是“去行政化”的前提和保障；多元参与大学管理是“去行政化”的必由之路。在微观治理改革中，平衡三种权力是“去行政化”的当务之急；提升学术权力是“去行政化”改革的根本；构建合理院校治理结构是“去行政化”改革的长期任务。 　　关键词：高校管理 治理结构 改革创新 　　我国大学的治理结构一直采用的是政府行政的管理模式。行政权力在大学管理的中心化程度越来越高。当大学中的行政彻头彻尾地演变为一套官僚体制的时候，长官意志、官僚思想、官本位思想等价值观便充斥在了大学之中。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阻碍了学术权力的正常发挥，导致我国大学的发展偏离了以知识创造为中心的现代大学应有的发展轨迹。本文认为，大学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创新是其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工程。 　　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现状及历史沿革 　　（一）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官僚体系 　　我国高校的治理结构是一种典型的“科层组织结构”，是一套完整的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从外部来看，与各级政府一样，我国每所高校都有行政“级别”，大学中的管理者都按照政府行政的级别进行设置。职称体系的构建，同样以行政级别来体现。大学中的书记、校长都按照政府的行政体制享有相应的等级和待遇。从内部来看，我国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治理机制。大学校长由主管部门任命，即便是由学校内部“选举”产生，也必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认可。校长以行政长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代表政府主管部门来行使对大学的管理权力。 　　大学的行政体系一般分为校、院、系三级，规模较小的高校则分为院、系两级。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运行体系。高校各学院的院长（系主任）由校长任命，他们必须对校长负责。在校、院、系之间，形成了严格的等级，权力分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于高校中教育、学术、资源分配等问题的决策，基本是由党委会、书记办公会、校长办公会来决定的。学校设置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称职务评聘委员会等机构，在各种决策中参与程度很低，即便是学术问题也很难不遭到行政权力的干预。而且这些“学术机构”的成员组成，往往渗透了行政意志，基本上是行政权力的延续。 　　（二）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历史沿革 　　自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高等学校暂行规程》第十九条规定：大学及专门学校采取校（院）长负责制，校（院）长领导高校的全盘工作，并直接向党和国家负责。将校长负责制正式纳入其中，规定校长代表学校、领导学校一切教学研究及行政事宜。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一切学校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61年9月，中央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高等学校的校长，是国家任命的学校行政负责人，对外代表着学校，对内主持校务委员会和学校的经常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10月颁布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规定：“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校长是国家任命的学校行政负责人，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学校的经常工作。”“高等学校的党委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中的基层组织，是学校工作的领导核心，对学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要支持以校长为首的全校行政系统指挥行使职权，并监督检查他们的工作。”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高等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从1993年1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8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1998年8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均强调并重申了高等学校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我国大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办学自主性 　　我国大学治理结构对大学自主性的抑制，使得大学在适应社会发展上滞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了高校在招生计划、专业设置、教学、科研、经费等方面的权力。但在现实中这些权力全部都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手中。以行政意志为转移的管理机制，制约了大学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造成我国大学缺乏内在的特色和个性，表现为趋同化发展。 　　（二）行政权力中心化 　　高校行政体系中的官僚化制度和体系，强化了高校行政权力中心化的管理模式，导致了我国大学在发展中的功利化倾向。2007年9月，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演讲中认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影响了学术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