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物权的定义与本质 ——从一种方法论的角度.docVIP

论物权的定义与本质 ——从一种方法论的角度 一、物权定义的理论分歧物权是？这是物权法理论回答的个问题。很显然，物权概念清晰的内涵，或者任何人均得需要自行填充其内涵，则物权法理论体系将因最的材料而无法，物权法规范将因最的认同而无法适用，物权法学者间… 一、物权定义的理论分歧 物权是？这是物权法理论回答的个问题。很显然，物权概念清晰的内涵，或者任何人均得需要自行填充其内涵，则物权法理论体系将因最的材料而无法，物权法规范将因最的认同而无法适用，物权法学者间将因最的共识而无法交流。 但有学者告诉：何为物权即物权的概念是的问题，“自中世纪后期注释学派正式涉猎问题的数百年间，问题一直民法学者争论不休、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使现今，学者就此问题的论争也依然未有止息，相反仍有下去之趋势。”[1]而台湾学者谢在全先生在其著作中详尽列举的关于物权的二十几种不同定义（仅限于台湾及某些日本学者所者），[2]似乎也在昭示着问题的严峻。 物权的定义，创设完整的物权立法体系的《德国民法典》并未解释性的规定，而该法典之后制订的民法典（包括《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均未就物权的定义在法典中予以明示。唯一对物权定义式规定的法典是1811年生效的《奥地利民法典》。该法典第307条规定：“物权是属于个人的财产上的权利，可以对抗任何人。”第308条规定：“物之物权，包括占有、所有、担保、地役与继承权利。”[3]但此法典所之“物权”，却显然与德国民法及受其的大陆法民法中的物权含义不同。 如同大陆法民法中虽被立法采纳却未有“法定”之阐释的概念（如“法律”、“代理”、“时效”等等），物权的定义只能由法学家解释；而如同法学家解释任何法律问题一样，关于物权的定义，自然免不了要多种“主义”或“说”，“主义”或者“说”间似乎总是有、或者总是被存有的差异，于是便在“数百年间”争论不休。有学者统计，“自近代，关于物权定义的界说，约有五十余种”。[4]但我对此总是对此心存疑窦。问题在于，此“五十余种”物权定义指的是“有五十多个学者了不同的物权定义”，则此项统计肯定严重失实：姑且中世纪注释法学派物权概念的“数百年间”，有多少学者了多少不同的物权定义，姑且前述我国台湾学者谢在全先生不厌其烦地列举的不同的物权定义就有近二十种，单看内地十数年间，便已有远远超过“五十余种”的民法教科书或著作对物权虽“留大同”但总是“存小异”的定义；反之，此“五十余种”物权定义指的是“有五十余种代表性的、本质不同和严重分歧的物权定义”，则未免耸人听闻：倘言于某人之好坏存有三五种相异之评价，不妨信之，盖因尔等可采内中之或兼采数种而予定夺；倘言于某人之好坏竟有五十余种相异之评价，则断无可采信之理，盖因该人为五十余种评价撕裂而不复。事实上，物权的定义，不过是对物权的本质特征或物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作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学者在以物权的定义表述物权的本质特征时所的某种差异（是文字表达的差异），只要不涉及物权之性质，则无非是侧不同，或者有人喜简洁，有人好繁琐，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例如，“物权者，直接支配物之权利”与“物权者，直接支配管领物之权利”，后者仅多“管领”二字。将“支配”理解为包括“管领”，则两种定义毫无区别（前述两种定义中，前者为我国台湾洪逊欣先生的定义；后者为日本浅井清信先生的定义）。有学者将我国台湾及日本主要学者关于物权的之间大同小异的定义作了归纳，共计四类：（一）强调对物的直接支配性的定义：“物权者，支配物之权利”（台湾梅仲协）；“物权者，直接支配物之权利”（台湾李宜琛）；“物权者，直接支配管领物之权利（台湾洪逊欣）”；“物权，乃对之物为直接支配之权利”（日本浅井清信）；“物权，乃以对物直接支配为内容之权利”（日本金正信）；（二）强调对物的直接支配与享受利益的定义：“物权者，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之权利”（台湾姚瑞光）；“物权乃直接支配之物之权利，或就之物，直接享受其利益之权利”（日本舟桥淳一）； （三）强调对物的直接支配与排他性的定义：“物权者，直接支配其物，而排他性之权利”（台湾张龙文）；“物权者，直接管领有体物而排他性之财产权”（台湾吴明轩）；“物权者，系直接管领特定物，而以排他性为原则之财产权”（台湾倪江表）；“物权者，以直接管领有体物而排他性为原则之财产权”（台湾曹杰）；（四）强调对物的直接支配、享受利益与派他性的定义：“物权，乃直接支配其标的物，而享受其利益之排他性的权利”（台湾郑玉波）；“物权者，直接支配之物，而享受利益之排他权利”（台湾史尚宽）；“物权，乃对之物，为直接支配而受其利益之排他的权利”（日本我妻荣）；“物权，乃直接支配之物并享受其利益的排他的权利”（日本进一）；“物权，谓以直接支配特定物、排他地享受其利益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