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29年山西旱灾与救济略论.docVIP

1928―1929年山西旱灾与救济略论 　　摘 要：1928―1929年的大旱灾是民国时期山西最严重的灾荒之一。山西地方政府和华洋义赈会两大救济力量均做了积极努力，从两者的主要赈济方式看，官赈方式依旧秉承传统，而华洋义赈会则注入了富有创新的赈济方法，在山西荒赈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华洋义赈会，政府，灾荒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2-0023-06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灾荒的频发之地。到了民国时期，灾荒的发生频率仍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几乎达到了年年有灾的地步。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山西地区遭受旱灾的累计县数达到444县，遭受水灾的累计县数达到355县。①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上半叶，山西省所辖大约100个县中，平均每个县都遭受了将近8次的水旱灾害。当然，除此之外，风灾、雹灾、冻灾、虫灾，以及自然灾害之后往往接踵而至的疫情更是让人防之不及。面对这些灾荒，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一般都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救治。政府救灾秉承着传统时代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基本行为，而社会层面的救灾，随着华洋义赈会等救济组织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新的变革。华洋义赈会――出现于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灾期间的民间组织，以其独特的赈灾理念和方式为民国时期山西的救荒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近代山西灾荒史、华洋义赈会均有专门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关于近代山西灾荒则主要集中在“丁戊奇荒”的研究，而有关民国山西灾害研究虽有关注，但缺乏深入专题研究。有关华洋义赈会的研究比较丰富，就华洋义赈会的成长历程、灾荒救济活动、与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但就华洋义赈会在山西救灾活动是如何开展的，与政府救济存在哪些不同，还没有给予足够关注。1928―1929年的旱灾为民国时期山西较严重的灾荒之一，灾情、赈灾均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此次旱灾为例，通过灾情描述，分析政府、华洋义赈会的赈灾措施，力求揭示民国时期山西灾荒救济的发展情况。 　　1928―1929年的这次旱灾不仅是民国时期山西较为严重的灾荒之一，也是山西在20世纪继1900―1901年特大旱灾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旱灾。其特点表现为：面积涉及广，受旱灾地区在1928年达77县，1929年达63县，②分别占全省总县数的73%与60%；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从1928年春始到1929年冬天才逐步缓解；受灾人数众多，1929年6月21日《大公报》载晋南灾民调查表，包括临汾、襄陵、洪洞等24县，占全省105县之23%，总人口数为2233763人，灾民达810095人，占总人口数36%之多。除此之外，时值蒋、冯、阎大战时期，除了面对大灾，山西民众还要承担大量军费和物资筹集的重压。时人认为灾情之重“甚于光绪丁丑，实为五十余年所未有，较之民（国）七（年）华北七省大旱，危急殆逾百倍”。③ 　　（一）灾民行为 　　旱灾的发生使灾民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灾民流离逃亡，死尸遍地，惨不忍睹。全省从北到南几近受灾，有些地区除大旱以外还夹杂有其他灾害。雁门以北，“兵灾之后，继以荒旱”，①太（原）、汾（阳）、寿（阳）、榆（次）等县，“水旱交加，困苦异常”，②灾民饥饿流离，不堪言喻。当时受旱程度最严重的为晋南地区，“四十余县，赤地千里，如入不毛，可怜焦土，人饫土粉，民食草木”。③然而，旱灾的重中之重河东一带则“剥食树皮，和以沙土，吞嚼草根，面黄色绿，流离失所，父母妻子亦不想顾，其惨状不忍听闻”，④“确将入于人兽相食之时期”。⑤再据解县（今运城市）来客讲到：“解属各县二谷未收，宿麦未种，一般贫民，早已绝粮，近数月来，所赖以苟延残喘者，惟恃谷壳、麻生、树皮等物，而此项食料亦将搜罗殆罄，现在又继之以树皮……苟过其地，则白株林林，又令人触目伤心。”⑥可谓灾祸尤深，灾象尤惨。 　　“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大灾来临之时，许多饥民早已失去了理智，往日积极秉承的“礼节、荣辱”等伦理道德绝然被抛之脑后，“岁凶，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⑦因灾荒影响，民多衣食无出，灾民为饥饿所迫，势必打破道德规范和法律禁锢，铤而走险，于是“市集抢劫食物的事已成为普遍现象了”，⑧“抢劫案件，相继而起，甚至省垣附近，亦已数经发生”。⑨阎锡山不得不下令维护治安，保持稳定：“山西近以灾情奇重，饥民流离失所，因而治安方面发生连带影响。”⑩另有报道，“匪惟每县日必多，即每村亦日必有闻”。{11}在晋南地区，灾民鬻售子女，日必数起，弱者沦为饿殍，强者转为盗匪，架票夺财，抢粮掠谷，无夕无之，人心汹汹，若末日将至。{12}诸如类似事件，举不胜举，在此不做赘述。 　　（二）粮价飞涨 　　山西民谚素有“十年九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