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的制度选择.docVIP

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中国国内主流观点是实施市场化改革，即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并最终走向自由浮动。也有学者认为目前政府就应放弃干预，实现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至少需要弄清楚以下问题：1、汇率制度选择的目的或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2、在现行的全球外汇市场和国内市场结构下，市场化决定的人民币汇率是否能有效发挥调节作用？3、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与人民币国际化是什么关系？4、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与国际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又是什么关系？ 一、选择特定汇率制度的目的和作用 汇率制度选择属于一国的汇率政策范畴，也是一国政府经济决策的结果。但是汇率制度确定后，它又将对政府的经济政策造成制约，影响政府执行其经济政策的途径和方法。 从理论和历史经验来看，各国汇率政策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将名义汇率作为政策工具的实际目标模式。政府在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下，通过变动名义汇率来实现一定的实体经济目标如充分就业与国际竞争力等。二是名义锚模式。政府选择固定汇率制度，通过名义汇率锚的作用，确立公信力和财政纪律，以减低通货膨胀。 中国其实先后采取过这两种模式。张志超（2005）系统总结了中国1980-1993年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及其实际目标模式的实践经验。人民币通过长期、缓慢、频繁、小幅和不规则的变动退出钉住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并借助外汇调剂市场价格双轨制顺利过度到事实上的管理浮动制。人民币汇率调整的依据是主要出口商品的平均换汇成本，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实现了人民币汇率从钉住一揽子货币转向实际钉住一揽子商品价格指数，使人民币汇率更接近于以相对贸易品价格衡量的购买力平价关系。名义汇率以一揽子贸易品价格的实际变量为目标，随换汇成本变化而变动，而一揽子贸易品价格对汇率起到锚定作用。这使汇率实现基本稳定，并具有相当灵活性。出口商在出口成本上的损失可以在汇率上得到补偿，从而确保了出口的盈利性。 相比较，在20世纪80年代 中后期，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轨经济国家通常采用名义锚模式，即让汇率不变，让国内物价和实体经济做出相应调整。实践证明，这种政策并非十分成功。中国的实际目标模式可能是这一时期唯一的例外，却取得了成功。1995年3月在8.3元水平上人民币汇率回归到对美元的强硬钉住，直到2005年7月的汇率制度改革。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汇率制度安排体现了政府避免汇率波动引发不稳定的短期资本流动以实现国际金融安全的的战略意图。由于人民币主要钉住美元，而美元本世纪持续贬值，因此这一时期实施的名义汇率锚模式同时也维护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增进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利益。 另外，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英美在主权货币国际化进程中都实行名义锚模式，通过维持本币与白银和/或黄金的固定汇兑比率，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并确立起本币作为关键国际货币的地位。英国在历经战争、国家信用危机、黄金储备大规模流失等重大事件的300余年中（1561-1920s）始终维持英镑对白银和黄金的固定兑换率。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英国因为处于需要保卫的岛屿一隅之地，因为她力求闯进世界的舞台，因为她清楚地认识有待打败的对手，她不得不处于紧张的进攻态势，英镑的稳定性不过是它的一个作战手段而已”（1979，p417）。布罗代尔对英镑长期稳定性所做的解释也同样适用于之后处于进攻态势的美元和欧元。 由此可见，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都是由本国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定，并为其服务的。 二、浮动汇率调节机制的有效性问题 1、国际环境影响汇率调节机制的有效性 选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通常都接受市场有效性假说。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市场有效性假说不能完全成立。粘性价格理论揭示的“汇率超调”说明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出现过度波动，并对实体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而日元对美元超过100%的升值也没能消除日本的贸易顺差(麦金农、大野健一，1997)。 事实上，当前全球外汇市场年交易额已高达800-1000万亿美元，其中具有贸易背景的外汇交易只有30万亿美元，出于投机和套利目的的交易高达97%。因此在这样一个投机和货币套利盛行的全球外汇市场上，汇率的变动超越了实体经济的客观要求，很大程度上扭曲着社会资源配置，并带来经济和金融的系统性不稳定。这也是各国央行或多或少会干预外汇市场以控制汇率波动负面影响的原因。 作为政府总体经济政策的一个部分，汇率制度是公众形成其汇率预期的基础，并会影响这种预期的内容。在国际汇率大幅度波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投机盛行的国际背景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投机资本单边汇率预期的“自我实现”，而在投机资本的冲击下外汇管制通常并非十分有效。 中国政府应避免采取自由浮动这种激进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始终把握人民币定价的主导权，可以凭借大国意志引导国际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