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贝格利：评巫鸿《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docVIP

评巫鸿《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 一、 介绍一：巫鸿的“纪念性”和他的个案研究 　　按《牛津英语字典》的解释，“纪念物”（monument）是指“任何保留下来，用以纪念某一人物、行动、时段或事件的事物”。纪念物可以像坟墓一样实在，也可以像诗句一样虚幻，“当暴君的头盔和荒冢历尽沧桑/你才会找到你的纪念”（“And thou in this shalt find thy monument / When tyrants crests and tombs of brass are spent）。这个词的核心是“纪念”（commemoration），但它也寄托着凭吊者的思虑万千和纪念物的意味隽永。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解，巫鸿才用“纪念性”（monumentality）的概念组织他的全书，即其论新石器时代到六朝时期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新作。不过，正如导言所解释，巫鸿并不愿意被“纪念物”和“纪念性”的字典定义所束缚。在他看来，这两个词都是带有偏见的词，其文化结构并不适合处理非西方的纪念物。在中国，不仅纪念物的表现形式不同，而且“纪念性”本身也是中国特有。它是某种因时而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理解的东西。因此，与其接受某种封闭的定义，即可与西方字典的西方定义相比较的定义，巫鸿宁愿用一系列个案研究为我们演示其“纪念性”的不断变形。作为先睹为快的样品，他在导言中讨论了夏商周三代相传的九鼎。为了避免“含有文化偏见的理论俗套”，其全书的五个章节都是由这些个案研究所组成。 　　由于巫鸿大话连篇，一个定义也不下，读者只好自己费心琢磨他的个案研究。因为他的书越是打断叙述，停下来解释，就越是让人糊涂，读者必须不靠作者帮助，自己想法弄清是什么联结着这些个案。这种联结物就是巫鸿不想明说，但却包藏于其概念变形和叙述转换之中，闪烁其辞而又昭然若揭的“中国”内核。我们要想理解这本书，就得循序渐进，在他的个案研究和有关论点之间变换视角，先粗观大略，再逼近细看。 　　一个简短的内容描述即可勾勒其个案研究涉及的材料范围：新石器时代东海岸的陶器和玉器，商代和西周的铜器，东周、秦代和西汉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东汉的陵墓祠堂，以及六朝时期带铭文图案的纪念石刻。正如“个案研究”这个词可能会令我们想到的那样，在这个单子上漏掉的总比列入的多。可是作者却说他的个案研究可以凑成整体：它构成了一部“纪念性的历史”（第4页）。于是玉器在史前时期以后即不再被讨论，因为从那以后玉器已不再是“纪念性”的载体；建筑只是在东周时代才进入讨论，因为只有到这时它才变得有“纪念性”。我们还是把细节的讨论放在后面，这里先从全书五章的总体印象谈起。 二、 介绍二：全书的总体印象 　　第一章的时间范围，是从公元前四千年讲到公元八世纪西周结束时，前后有几千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建筑还不具有“纪念性”，因为它还不够“雄伟”（10页）。巫鸿发现有“纪念性”的东西首先是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和陶器，其次是商代和西周的铜器。器物的讨论是放在第一章，放置器物的场所〔译者按：指宗庙、宫室和陵墓〕则是第二章的主题（尽管他对这些场所的讨论在新石器时代并未涉及）。第一章讨论的器物是专门制作，有别于一般器物，因而具有“纪念性”或体现“纪念性”的器物。它们是“礼器”，即巫鸿等同于艺术品的类别。在玉器和陶器中，“纪念性”首先是由特殊的材质（media）来体现，其次是由异常的形状来体现，其次是由纹饰来体现，最后是由铭文来体现（巫鸿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和陶器，它们上面的徽识有些是文字）。后来，当铜器进入使用，同样的事情又在这种新的贵重材质上出现，它是一种“从最具体到最抽象，从自然元素到人为符号”（73页）的混合物。由于在新石器时代结束时，“纪念性”已经离开玉器而进入铜器这种新的艺术材质，所以在巫鸿的讨论中它们也就消失，虽然它们并未从考古记录中消失。在东周时代的讨论中，“纪念性”又弃铜器而入建筑（第二章），铜器当然又得从讨论中消失，所以第一章的最后两页就是用来交代它们的消失（第74-75页）。 　　第二章是讲宗庙。按巫鸿的说法，宗庙就是铜器的置用之所。商代和西周，宗庙既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也是处理行政事务的场所，铜器是宗庙和宗庙仪式的核心。东周时代，宗庙的宗教功能逐渐转移到陵墓，政治功能也转移到宫室，一度不可或缺的青铜器也随之衰微和消失。当这些变化完成时，一个由九鼎之亡和秦始皇大兴宫室陵墓标志的时刻也结束了。本章描述了宫室世俗功能与陵墓宗教功能的分裂，它为下面两章即着重讨论西汉皇家建筑的第三章和着重讨论东汉神道石刻的第四章做了铺垫。讲到这一步，我实在不明白，他的“纪念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既不知道它怎么会离开铜制的器皿而再现于东周和西汉的宏伟建筑（因为这些建筑都是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质），也不知道它怎么会用石头代替青铜（石头不仅用于宫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