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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 周积明 雷平 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呈现出大开大合的格局，相关的学术文化史也一直是学人们不断探索和重新认识的领域。近年来清代学术文化的研究更是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学者们不囿成说，锐意创新，不断转换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 一、“乾嘉新义理学”的探讨 在传统的观念中，清代思想界，尤其是乾嘉时期的思想界可谓是乏善可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即明确说：“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1]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更是以非常沉痛的口气说：“我们这个课程只讲到这里。明亡以后，经过乾嘉年间，一直到民国以来的社会思潮，处处令人丧气，因为中国哲学已经消失了。”[2]侯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在谈到戴震时说：戴震之哲学，“在当时除了章学诚了解外，并未成为支配的学说，没有起着社会影响。”[3]朱维铮先生1999年也撰文称乾嘉时期的思想界“沉闷之极”。[4]近年来，清代学术研究在“乾嘉有考据无思想”这一传统定论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乾嘉新义理学”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上。 “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是在“戴氏之义理”的研究上展开。所谓“戴氏之义理”，正如焦循所说：“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5]台湾学者张寿安女士概括其最有建树的指向有三：“一，重视人情人欲之满足，理不可忤逆情欲；二，建立客观性的理，理在具体事物中，天理并非‘如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而是必须用人的心‘智’去审察剖析才能得知，因此，不断学习知识以增进人的识断能力，就构成了戴氏义理学的第三要点：重学主智。”[6]然而，在传统学术史论中，“戴氏之义理”只不过是空谷绝响，和者甚寡，乾嘉学术在整体上仍然被描绘成章学诚所形容的“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或如梁启超所批评的，一如“化石”。 随着视野的转换和研究的深入，7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率先在乾嘉学术研究上提出突破性的创见。余英时提出“基调转换”概念，批评“好像汉学完全不表现出任何思想性（义理）”的偏见，指出：“尽管清儒自觉地排斥宋人的‘义理’，然而他们之所以从事经典考证，以及他们之所以排斥宋儒的‘义理’，却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儒学内部一种新的义理要求的支配。”[7]他还深入的剖析到：“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在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之中。相反，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好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8]尽管余氏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戴震和章学诚，但他的见解无疑为乾嘉学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论。 1994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了张寿安女士的新著《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在这部著作以及与这一著作相关的其它论著中，寿安女士提出了“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并以敏锐的思维、缜密的论证，对“有考据无义理”、“有考据无经世”的关于乾嘉学术的传统定论，作出了颠覆性的发言。寿安女士对“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有三大贡献：第一，深入清代考证学的腹地，对乾嘉时期以考据为论证方式的若干争辩焦点进行了十分细致的清理，从而以新的眼光发现了考证下面蕴藏的思想性。寿安女士通过对清儒关于“姑嫂有服、无服”、“子妇、夫妇孰重孰轻”、婚姻关系何时成立、理礼关系等争议问题的考辨发掘出清儒在经学考证后面蕴涵的丰富思想内容。第二，寿安女士不仅慧眼独具地发掘出清儒考据学中的思想性，而且清理出“乾嘉新义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以礼代理思潮的兴起。第三，将“乾嘉新义理学”定位于“传统礼秩脱臼”的历史位置上。所谓“传统礼秩脱臼”，实际上涉及到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问题。寿安女士通过对清儒论争命题的考辨，敏锐地觉察到清中叶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新型文化价值的躁动，从而揭示了“乾嘉新义理学”的近代指向。 继张寿安之后，台湾学者在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中继续推进。1999年，台北里仁书局出版了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张丽珠教授所著《清代义理学新貌》，为“乾嘉新义理学”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思考和新的视野。如果说张寿安女士的研究是“小焦点、大议题”，绵密细腻，那么，张丽珠女士的研究则是宏观建构，视野开阔。其大著虽以“清代义理学”为考察重点，但是所论戴震、焦循、凌廷堪、阮元诸人都是乾嘉时期人物，书中以大量篇幅论述的考据学，也是乾嘉时期的主流学术，故张丽珠女士的研究实际上是“乾嘉新义理学”。综观张丽珠女士对“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其贡献亦有三点：第一，依据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揭示了“清代义理学”产生的必要性。张丽珠女士独辟蹊径，以传统的“道器观”来考察儒学的发展全程，指出无论是理学还是考据学都不足以应对当时经世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