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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转股”与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 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如果只是从国有企业资本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债转股”正好走了一个“圆圈”——从国家财政长期向国有企业提供足额的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供应），到国家财政不再向国有企业提供任何资本而改为企业向银行寻求贷款（“拨改贷”和流动资金贷款），再在今日的“债转股”中，回归到国家向企业提供足够额度的资本（尽管可能只是一段时间）。不论是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代表国家来持股，或是国家财政最后承担全部从银行转移而来的债务，都表明国有企业如果找不到新的股东，“债转股”也就再次让国有企业纯粹地从国家财政那里拿钱。“债转股”这种方式，究竟能否实现对于国有企业真实有价值的重组？国有企业的现行的管理阶层对于“债转股”的高度热情究竟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考虑，还是深含着未及“债转股”根本的误解？“债转股”对于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的核心内容究竟在哪里？如果没有更好的国有企业重组方式选择，如何将“债转股”做到最具效果的水平？ 一、“债转股”的基本功能与战略性重组的核心内容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等方式）和新建方式创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框架。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建造或购置，均直接拨款；对企业流动资金的需要，则分为“定额”和“非定额”两部分，所谓“定额”部分，是指企业生产经营正常周转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金，它由国家财政承担：“非定额”的部分，则是属于企业生产经营中季节性和临时周转所需要的超过定额的资金，它由银行贷款来解决。尽管在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供应方面，一直有着是由财政全额承担还是由银行全额承担的争论，也在实际操作中有些细微性的调整，但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企业的流动资金需要主要还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至于企业的固定资产建造或购置，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理论上从来没有过通过银行贷款来解决的观点，更没有实践中的“试点”。 1979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拨改贷”试点，开始了固定资产资金供应方面的变化，1985年全面开展的 “拨改贷”，完全地断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由国家提供之源；流动资金也在1983年5 月5 日经国务院批准后，全额地由银行提供。虽然在这样的改革中，出现了企业“自有资金”的概念，即部分原有的定额流动资金转为企业的自有资金，企业自身也可以在财务分配方面，得到某种“自主”的资金，形成一定量的“自有资金”，但相对企业的发展而言，在财政后续不再增加流动资金的投入之后，国有企业的资本问题便一年比一年严重起来，银行的负担也相应地越来越重。发现这一问题并非今日，“拨改贷”形成的资本在90年代终于回归到了企业资本的账下，大有恢复国家对于国有企业资本投入的意味，但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流动资金方面，国家财政则不再有任何的能力来提供。以至到今天，国有企业对于银行的负债率一般高达80％甚至更高。这些，正是今日在讨论国有企业问题之时，不再能够简单地将国有企业与国家财政相联系来“说三道四”，而不得不复杂地研讨国有企业与银行“不良资产”连动性的关键所在。在此等格局下，我们能够再简单地通过“债转股”的方式，从国家财政那里拿出钱来，变银行提供企业运行资金的主渠道为财政主渠道么？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今天的财政事实上已经无能为力了。以四家国有大商业银行来看，如果每家剥离2500亿元的资产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来“债转股”，万亿元的资金由国家财政今天拿出来购买银行的资产，只能是梦中呓语。“债转股”从其开始，就遇到了谁最后来买“股”的问题，由此又引申出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国有企业对于银行的债务转化为某种主体的投资，一般有四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增加国有企业的资本量。通过将企业对于银行的“债务转换”，首先变对银行的负债为国有资本的投入，增加企业的资本规模，减少对银行的负债率。 二是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这一功能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债转股”后，国有资本增加，形成企业资本中“国有成分”比重增大，因为在已经有过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国企的资本结构已经丰富，有国有企业，也有国有控股的企业；另一种含义是，“债转股”后，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出售部分股份，吸收国内甚至于国外的其它资本，进而实现对于国有企业资本的根本性调整。 三是减少国有企业的银行利息负担。这一点是最现实和看得见的功能，对于相当部分的企业而言，“债转股” 无异于一次“彻底解放”。据目前对于“债转股”的申请企业来看，凡是有点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都在争取 “挤入”“债转股”的“末班车”。 四是实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点恐怕是最要紧的，是指以不同资本所有者结构为基础，通过市场的方式，并且以市场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