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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向宏，国际商业顾问 上周开幕的全国人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列席山东代表团讨论时,出言修正了有关代表认为“受美国影响,中国金融体系受了内伤”的说法,表示外国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机构没有构成直接冲击。经过我们的金融改革,我们的金融体系是相当稳定的,是有底气的。王岐山发此话,显然有利于稳定大众对中国金融机构的信心。他的说法,按照有关概念的本来意义去理解,也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和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有很大区别。从狭义来说,金融体系就是金融机构及其相互交易关系。但是在中国,金融体系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高度受控、甚至是依附于政府。例如,中国的央行对各商业银行不仅仅有金融手段上的调控关系,还存在行政上的直接管理关系。又比如,在西方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相互非常独立的,在中国财政政策却常常要求银行的“配套措施”,故实质上也有货币政策的效果。最后也是非常核心的一点:中国几乎不存在由市场来自主定价的“利率”,也不存在市场自主定价的“汇率”。两者都是受到政府严控的。 当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包含政府的因素。不过在中国,政府的因素格外活跃,可以说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考察中国的“金融体系”,从广义来说,就不能局限于金融机构,而必须看到政府的作用。 正如王岐山副总理说的,中国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受到国际金融风暴的太大冲击。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如此“独善其身”呢?不能不反思其背后的原因。尤其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体,外贸依存度高达70%-80%,每年有巨量资金跨境流动。按常理来说,和国际金融环境应当非常紧密地联动、深受其影响才对。为什么我们依旧岿然不动呢?原因正是中国通过政府对利率、汇率等主要金融变量的严格控制,通过对资金跨境流动的严格管制,人为地挡住了金融海啸。形象地说,中国政府就像抗灾前线的战士一样,亲自跳下水,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背后的国内金融机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自身实际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例如,中国的国家财政在过去若干年中多次向银行体系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如果没有上述注资,这次金融危机下中国的银行绝不会那么轻松脱身。又例如,为了控制跨境资金流动,中国政府一直采纳严格的售结汇制度,使得外汇过分向政府手中集中,累积了高达两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45%的庞大外汇储备。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些钱掌握在政府而不是私人手中,基本没有投入到国际金融市场的炒作,是中国此次避免了在金融危机中遭到巨大的直接损失的主因。但是,从消极方面来说,如此巨量的资金掌握在一个决策中心即政府手中,投向渠道极为单一(其中7000多亿美元是持有美国国债),由于闲置、浪费、汇率波动和投资失败而已经造成的损失,也绝不是个小数字。 比较中国和美国在维护金融体系方面的不同做法,可以看出,两国的政策手段,各有千秋,也各有弊端。美国是让金融体系尽可能独立于政府,市场化运作,但是出了大问题之后,政府还是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最终政府花的钱也不少。中国呢,如上所述,政府一直是金融体系的稳定锚,是担负无限责任的买单者,这样固然可以大大提高金融体系抵抗冲击的能力,但也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假若中国这种体系出了问题,那就连个收拾残局的人都没有了。 因此,中国的金融问题和财政问题是直接关联的。只要中国的财政还能健康稳定下去,金融体系就一定能稳住。反过来说,假若发生中国式金融危机,就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表现为“纯粹金融”的危机,而会表现为财政和金融体系互相拖累的一种恶性困境。这一点,无论中国政府的决策者,还是私人部门的投资者,都需要有清醒认识,保持高度警惕。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吴向宏 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远虑 （一） 结构失衡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结构失衡问题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比例失衡、城乡经济的分割与失调、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矛盾。 （二）社保和医疗制度不健全 中国在关呼国民切身利益的健康医疗、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比例一直在低位徘徊,2007年占GDP比例为2.4%,而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内,而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一般在15%以上,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近的新兴经济体,教育公共支出一般占GDP的5%,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也为5%,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也相当于GDP的5%。而中国在教育、健康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社保、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不够，制度的不健全，直接导致了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意愿不强烈。而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能够有效的刺激消费。日本70年代的做法为我们提供很好的范例。日本在60－70年代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意愿不足。日本政府自70年代起大举提高对于社保的投入，10年间政府社保投入从占GDP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