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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公问题原因的研究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教育的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成为关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力量。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国家提供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但是新的问题不断涌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松动，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与之伴随的子女受教育问题在近几年也越来越凸现出来，特别是其子女公平受教育的权利的不到有效的保障。 农民工是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转型过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迁的一个交汇点所以，尽管农民进入城市，从事新的职业，改变其农民身份。社会出现了不被现行制度认可的具有双重身份的亦工亦农群体——农民工。由于受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虽然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但他们享受0.458。”而我国财政部2003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1991年为 0.282，1998年为0.456，2000年为 0.458，10年间上升1.62倍。”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迅速拉大。这就造成了教育资源向高收入人群集中，低收入人群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公平的享受教育资源，贫富差距的拉大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不公。 城乡收入差距使处农民工子女成了教育不公的最大受害者。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统计，不同地区之间的农民工收入不同，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422元，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350元，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378元。在直辖市务工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569元，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1425元，在地级市、县级市和建制镇务工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分别为1402元、1359元和1348元。从不同地区务工收入的增幅来看，西部地区的增长要快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从农民工从事的不同行业来看，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1671元、1640元和1625元；收入较低的分别是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1264元、1276元和1331元。表面看来农民工的收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但是在不同地区的消费程度高低不同，东部收入高，生活成本同样高于中部和西部。现在我们结合下一项数据来看，数据统计显示2002年家庭教育投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在改革开放前的1998年为2.42%，改革的第一年1989年为2.74%，而到2000年高达4200元，及占城镇居民收入5854元的72%，和农村居民收入2210元的190%。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成本在不断的提高，在家庭收入所占的比重巨大，在农村甚至大大超出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到城市工作的确相对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民工的收入仍无法提供子女教育所需要的高额费用，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而与此同时教育成本投入也在不断上升，这就造成了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幅度远远落后于教育成本的增加幅度。不仅如此，现在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就读的同时还面对着高额的借读费，这更是农民工无法承受的负担。由于以上的经济原因，许多农民工子女在应该上学的年龄，因家庭无法承受如此高额的学费，不能选择理想的学校，或者选择退学，无法享受自己受教育的权利，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进一步造成无法获得公平受教育的权利，在经济不公平的基础上教育也就不再公平。 非经济原因 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以及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以下就这两方面说明对农民工子女公平受教育的权利的影响。 1951年公安部公布的《城市户口暂行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户籍管理的法律法规，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具有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入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孙立平，2004）。就义务教育领域来说，正是城乡户籍壁垒的存在，造成流动到城市里的农村人口子女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学生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 2006年修订的新《义务教育法》提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但是，对于义务教育资金的发放没有改变，目前中央的义务教育经费在转移支付时，仍按照学生的户籍为准，即将义务教育经费“支付”给学生户籍所在地，而不是“支付”给他们实际接受义务教育的所在地。农民工在不断的流动了，他们的子女也跟着流动，但是中央政府的教育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