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镇建设与环境变迁.docVIP

大同镇建设与环境变迁 本文作者：王杰瑜 王尚义 工作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 近年来，有学者从政策层面给予了分析和论证，如杨昶的《明朝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７］、杜大恒等的《论明朝安全政策的环境影响》［８］等，笔者也从明朝军事政策对晋冀沿边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和研究［９］，这些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该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演变的原因。为了防止蒙古贵族南下的侵扰，明政府于长城一线设立九个军镇，大批军政人口聚集于此，过度的资源消耗才导致了生态与环境的巨大变化，因此长城一带的生态与环境变化与明代军镇建设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因而本文拟从大同镇的建设为切入点，从政策层面进一步揭示政策变动与生态环境演变的关系，并探求这种演变的内在规律，为当前及今后这个地区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大同镇建立之后，明政府不断地修筑这里的长城和堡寨。成化年间，巡抚余子俊采用延绥镇筑边之法，组织军丁民众修筑边墙和墩台。嘉靖年间，明蒙激烈对抗，修筑与反修筑长城的斗争不断，明军所修长城不断遭到蒙古军队的破坏。与此同时，靠一两道长城墙体防御蒙古铁骑显得单薄，于是在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年），大同巡抚张文锦在大同城北九十里外，开始修筑水口、宣宁、乃河、柳沟、桦沟等五堡，构筑更加坚固的城防，但因严峻苛刻，引发兵变，边墙、堡寨的修筑暂时进入低潮。十八年后，因战乱不断，故宣大总督毛伯温又大兴土木，开始修筑长城与堡寨。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年），修筑了弘赐、镇边、镇川、镇虏、镇河等五堡，万历时称之为“内五堡”。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年）至二十六年（１５４７年），宣大总督周尚义会同大同巡抚詹荣，以为大同无险可据，于是组织军民修筑长城，西起丫角山，东至李信屯，延袤五百余里，敌台数百座。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年），翁万达就任宣大总督，督促军民又修筑了镇羌、得胜、拒门等六堡，万历的时候称为“外五堡”。“隆庆和议”，明蒙互开马市，着手修筑了马市堡城。万历年间，对各堡城墙用砖包砌。据罗哲文先生的研究，大同镇所辖边墙东起镇口台，西抵丫角山，全长６４７里。这个数字只是按线型计算的长度，事实上有些地段的边墙，或修了毁，毁了修，反复几次，或者纵深修筑几道边墙。因此边墙的实际长度远在此数之上。为了提高边墙的防御能力，每隔两箭之地还要修筑敌台（楼）一座，万历七年（１５７９年）二月明神宗曾命筑大同镇敌台１０２８座①。　　城堡是北防防御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度地宜依山据险而为之，各堡积矢石，备器械，官有廨宇，士有营舍，而仓廒草场咸备焉。”②明代，每镇守总兵分辖若干路，由副将或参将驻守，路下辖若干城堡，由守备、操守、防守等官驻守。由守备、操守、防守等官驻守的堡又分辖周围数量不等的小堡，史书把前者称之为官堡，后者曰民堡③。这些小堡其目的在使那些住在乡村的军民得到有效的组织，据顺治《云中郡志》载：大同镇边堡２４座，乡堡６７７座④。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实际上堡寨数量要远大于此。　　明代将长城设防推向极至，墩台建筑在数量上也史无前例。墩台按分布可分为边墩和腹里墩，按其用途可分为烟墩和火墩，另外还有由戚继光创立的堞楼（空心砖楼）。边墩，每二里设墩一座，守墩兵丁兵一般十五人左右，有的多达三十多人⑤。为了达到自给，政府会从荒地中“拨给沙田四、五十亩，耕种养瞻，专司瞭望。”⑥烽火台原本是利用烟气传递军情的军事设施，但边墩不仅是传递军情的军事设施，临战时又是明军最小的战斗单元，和平时期则成为明军最小的生产单元。腹里墩的设置要疏一些，守军一般为三到五人，承担的军事任务较边墩要简单一些。据成化《山西通志》的记载，成化时大同镇沿边有８２７个边墩和８１３个火路墩⑦。至万历时有墩台１４５９座⑧。３．２　屯军揽户，垦殖土地　　军镇建设首先是屯集大量的军事人员和军马。大同镇在永乐年间，就有军人１３５７７８名，到万历初年现额军人有８５３１１名［１０］。虽然中间发生变化，但大同镇的军人大多数情况下维持在八万人以上（表１）。明朝为稳定守边军人，自洪武初年，就制定了军士赴卫所可携妻子同往的规定。对于军卫中未娶之男子，政府多采用鼓励婚姻的政策，“如原籍未有妻室，听就彼完聚；有妻在籍者，着令原籍送去完聚。”①按照明制，正统时大同镇辖区内有１４卫、７个千户所，按每一军人领有两名家属计算，则有２６０４００人。沿边一带撤消的白登、天成、平地和宣宁等４县，“假定每县平均人口也是１．３万人，就有民籍人口５．２万余。若其中２万人迁入军卫，被军卫带管的民籍人口只有３．２万左右。”②这样大同镇的军户人口约计２９２４００名。到正统以后，边镇驻军的数量严重缺额，开始大量实行招募，因此正统以后以边镇军人的额数与卫所的户数之间已经失去了进行数理推理的可能性。但从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年）山西行都司的屯田数为四万多顷的事实说明③，这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