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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产业改革驱动关系模型实证研究_通信学论文 中国电信产业改革驱动关系模型实证研究_通信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制度变迁　电信产业　管制改革 　　论文摘要：以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和管制改革为背景,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试图找出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驱动因素,并建立相应的模型,以探讨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路径和驱动。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对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研究制度变迁的原因、过程和路径。诺斯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1]。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制度变迁的理论假设来源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另一方面经验和事实也是对制度变迁理论的一种检验。 　　在电信领域,近30年来电信管制改革的快速发展,使很多的学者将电信管制改革作为制度比较和制度变迁研究的考察对象。如Brian Levy等人[2]以英国、牙买加、智利、阿根廷、菲律宾等国电信产业为背景,对一国关键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管制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特别分析了一国的制度禀赋对私有化和管制改革绩效的影响。 　　中国电信业在过去的20年中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截止到2005年11月底电话用户总数达7.38亿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数达到了3.5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了3.88亿户[3],中国的电信网络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网。在中国电信业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电信产业自1990年代初以来,经历了引入竞争、监管体制改革、市场结构重组等变革。当我们以制度变迁为视角,考量这一变革的时候,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路径是什么,变迁的驱动力是什么?改革效果如何?存在的问题又是什么[4]?本文以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和管制改革为背景,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找出影响中国电信产业管制制度变迁的因素,并建立相应的模型,以深入解释这种制度变迁。 　　1 研究方法 　　1.1 模型的提出 　　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变迁的多种模型和假说,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推动说、利益格局调整说、技术决定论、制度变迁自我循环累积论、技术与制度互动论、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5]、制度变迁三阶段论[6]、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说[7]、制度变迁多元并存、渐进转换说[8]、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等。虽然这些模型通常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较强的背景依赖性,但仍可从中提取出一些共识。段文斌等[9]将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归结为:①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②技术的变化③其他制度的变迁④社会科学的进步与扩散。本文在对中国电信产业改革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0],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电信产业制度变迁诱致模型假设树,并围绕这些基本假设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为探讨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驱动和路径奠定了基础。 　　 　　1.2 样本 　　本文在设计调查问卷和测量项目时,主要是根据对现有文献的综述和本文对管制制度变迁的案例和理论分析,以及对部分电信专家、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的访谈而设计的,然后通过小样本测试来修订问卷。我们先在北京市发放30份问卷,其后在北京、锦州、河南等地以当面调查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共发放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23份。本次调研的对象主要为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和电信领域专家学者。 　　1.3 变量的定义和测度 　　在本次研究中,针对影响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因素,从市场机会和新的收入流、技术变化与进步、制度环境、制度扩散与学习因素和其他社会因素5个维度设计了14个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变量的定义和基本的假定如表1所示。 　　 　　2 分析与检验 　　2.1 均值分析 　　首先从均值排序中(见表2)可以观察对管制变迁各诱致因素影响程度的一般性看法。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加入WTO的影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垄断、社会舆论推动作用、借鉴了别国的经验,其均值分别为3.64,3.58,3.49,3.37,3.36。而H9“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借鉴了我国其他行业的经验”这一测度的均值低于3,为2.99,被认为这一假设不成立,因此去除。 　　 　　2.2 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来构造变量和检验模型。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用少量因子代替多个原始变量在做因子分析前,需要用KMO(Kaiser-Meyer-Olkin)对样本进行测度,来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越接近于1,越适合做因子分析。KMO过小,不适合做因子分析。KMO在0.9之上,非常适合KMO在0.8~0.9,很适合KMO在0.7~0.8,适合KMO在0.6~0.7,不太适合KMO在0.5~0.6,很勉强KMO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