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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分析_通信学论文 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分析_通信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　电信产业　规制 　　论文摘要:基于规制理论的分析表明,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效率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本文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目前的政府规制对电信产业的效率影响并不显著,并指明规制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电信产业的魅力在于它处于网络产业规制改革的前沿,因此,它也是所有网络型产业中较早实行规制的行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发展,经历了由政府的严格规制到逐步放松规制、由低强度的成本加成机制到目前逐步实施的价格上限规制一系列的规制政策的变化,对电信产业逐年来的效率研究最能充分反映规制政策实施的效果。本文主要侧重于从技术效率的角度考察电信产业规制效率变化。 　　一、文献综述 　　对电信产业规制政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将A-J效应视为成本加成规制下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缺乏的反映,认为ROR规制是低强度的规制,这不利于促进电信产业的发展。价格上限之所以具有潜在的激励作用,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激励长期固定价格契约的特征,可以使企业在合同期限内获得成本降低的全部收益[1]。 　　但是, 1992年Sherman在对电信行业的研究中认为,在ROR规制下,如果规制者不对被规制企业施加额外的价格限制,被规制企业不会经营缺乏需求弹性的业务,并且即使所从事的业务缺乏需求弹性,规制者和消费者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不会允许价格上升。因此,在ROR规制下的企业也会发展增加需求的业务并会降低运营成本,并且也会规避风险[2]。在高强度规制政策下,电信产业主要致力于降低运营成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加速网络现代化[3]。 　　Shin和Ying以及Ai和Sappington发现运营成本的增加将会引发总投入成本的增加,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网络现代化的发展则会降低总投入成本[4-3]。既然网络现代化也意味着资本密集,那么,此发现也是对ROR规制下存在A-J效应的暗示。Cabral和Riordan在1989年比较了在收益率规制和价格上限规制下的创新,他们的结论证明了价格上限规制的优势。Vogelsang认为在不变成本和需求条件下的规制会导致有效价格(包括接入价格和使用价格)。Kridel等在1996年通过调查发现高强度规制会提高生产率、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提升利润水平和促进新服务的提供。Noel通过对美国主要电信本地交换运营商1988—1998年的数据分析,认为价格上限规制的实施似乎没有对生产效率的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7-8-9]。高强度规制政策能否实现其理论上的优势是一个需要实践检验的主题。 　　国内学者在分析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不同环节效率的影响中,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电信产业目前的生产效率不高,网络效应较低,应该继续引入竞争并加强互联互通。刘戒骄通过对电信产业20多年来数据的比较分析认为,电信产业的总体经济效益没有多大变化,许多企业一直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其原因虽然复杂多样,但肯定与以个别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有很大关系[11]。在受规制的电信产业中,企业利润主要不是来自成本节省,而是来自凭借垄断力量提高价格的能力,规制带来的X非效率会扼杀生产效率。干春晖、李雪运用圆周城市模型(Spatialcompetition in circular citymodel)分析电信产业中存在网络效应下的两阶段选址定价模型,证明了在存在弱网络效应时,网络效应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净福利水平而在强网络效应下,厂商数量越少则社会净福利越大,最优市场结构为独家垄断[12]。他们认为我国电信行业网络效应较低,产权结构仍比较单一,电信行业整体国际竞争力低下。孟庆国和陈剑利用博弈论分析了激励机制对电信网络运营商互联互通的利益分配的影响[14]。2004年,梅洁在对我国电信产业互联互通的绩效分析中认为,互联互通不仅是电信产业绩效提高的关键,也是电信运营企业的一项新业务,中国电信产业互联互通的不畅主要是经济利益问题。董保民、冯陶陶[13]在Laffont和Tirole[5]框架内对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福利效应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存在网际价格歧视和呼出方付费时,如果需求弹性较大,则非对称价格规制会导致福利损失,认为保护竞争者而不是保护竞争过程的政策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仁慈的”规制者的目标。 　　国内学者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大多是从理论模型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主要侧重于规范分析方法的应用,对于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究竟如何的实证分析文献较少,本文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进行分析。 　　二、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对生产效率的分析可以看出规制政策是否可以促进被规制的电信产业引进新技术,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水平。规制对电信运营商效率影响的测定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