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考中国法制史：明代的法制.docVIP

司考中国法制史：明代的法制 司考中国法制史：明代的法制。2014年司法考试复习已经开始，法律教育网为考生整理了明代的法制的讲义，希望能够对考生的复习有所帮助。 精彩链接： 司考中国法制史：元代的法制 司考中国法制史：唐律与中华法系 司考中国法制史：秦代法制 司考中国法制史：西周的法律思想和法律 （一）明代的立法思想——明刑弼教 1.“明刑弼教”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语。宋以前论及“明刑弼教”多将其附于“德主刑辅”之后，其着眼点是“大德小刑”和“先教后刑”。 2.宋代以后，在处理德刑关系上有突破。朱熹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礼法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德主刑辅”中的“从属”“主次”关系，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框框，而可以“先刑后教”行事。 3.这一变通意味着中国封建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礼法结合——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德主刑辅本意是注重道德教化 限制严苛 ，往往同轻刑主张相联系。而经朱熹阐发，朱元璋身体力行的“明刑弼教”思想，则完全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政策提供思想理论依据。 （二）明律、明大诰与会典 1.《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于洪武三十年完成并颁行天下的法典，共计7篇30卷460条。它一改传统刑律体例，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用以适应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 （关键词记忆：朱元璋；七篇） 2.《明大诰》 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间，手订四编《大浩》，共236条，具有与《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明大诰》集中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 大诰是明初的一种特别刑事法规。大诰之名来自儒家经典《尚书·大诰》。 大诰的特征： （1）大诰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处罚。 （2）大诰的另一特点是滥用法外之刑，四编大诰中开列的刑罚如族诛、枭首、断手、斩趾等等，都是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 （3）“重典治吏”是大诰的又一特点，其中大多数条文专为惩治贪官污吏而定，以此强化统治效能。 （4）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每户人家必须有一本大诰，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 （关键词记忆：《尚书·大诰》；加重；法外用刑；重点治吏；空前普及） 3.《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明英宗时开始编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编成，但未及颁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补。《大明会典》基本仿照《唐六典》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关职掌和事例。在每一官职之下，先载律令，次载事例。故《大明会典》就其内容、性质与作用来看，仍属行政法典，起着调整国家行政法律关系的作用。 （关键词记忆：英宗；行政法典） （三）明代的刑法原则、罪名、刑罚 1.刑法原则 （1）实行刑罚从重从新原则。汉唐以来在刑罚适用上强调从轻原则。《大明律·名例》规定：“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已前者，并依新律拟断。” （2）“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对于贼盗及有关钱粮等事，明律较唐律处刑为重。唐律一般根据情节轻重作出不同处理，牵连范围相对较狭；而明律则不分情节，一律处以重刑，且扩大株连范围，此即“重其所重”原则。对于“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一般性犯罪，明律处罚轻于唐律，此即“轻其所轻”的原则。对某些危害不大的“轻罪”从轻处罚是为了突出“重其所重”的原则。 2.罪名与刑罚 （1）“奸党罪”的创设。 朱元璋洪武年间创设“奸党”罪，用以惩办官吏结党危害皇权统治的犯罪。“奸党”罪无确定内容，实际是为皇帝任意杀戮功臣宿将提供合法依据。 （2）在流刑外增加充军刑，即强迫犯人到边远地区服苦役，远至4000里，近至1000里，并有本人终身充军与子孙永远充军的区分。 （3）故杀与谋杀 ①故杀。 故杀的渊源已久，北魏时已经出现了故杀。《隋律》中也有故杀。按《唐律》规定，故杀是“非因斗争，无事而杀”，即双方并非因为斗殴，一方突然起意杀人。这样，从前的贼杀即被新出现的故杀和单独进行的谋杀所分解了。以后明清都继承了唐律对故杀的这一定义，并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从而将谋杀与与谋杀关系最为密切的故杀这一概念相区别。 早在西晋，张裴对“故”的解释是“知而犯之”即明知故犯是“故”。因此，可以认为，谋杀、贼杀当然都包含于“故”杀人。西晋时期及以前的“故”均更强调主观故意，而谋杀和贼杀均更关注杀人行为的外部特征。按照清代律学家的定义，故杀是临时起意的故意杀人。这种临时起意的故意杀人，其实正与英美以及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区分谋杀与故杀的各国刑法中的“故杀”概念相同。 ②谋杀。 法律 敎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