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及原因.docVIP

1、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及原因。 文献经过传抄、刻印、排印等，都会出现错误，主要的错误类型有： （一）讹。即文字错误。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先生言：《水经注》‘水流松果之山’，钟伯敬本‘山’讹作‘上’，遂连圈之，以为妙景，其可笑如此。‘松果之山’见《山海经》。” 这个例子确实说明钟惺因为一个错字而误解《水经注》，但我们还应当明白，这个错字不始于钟惺，在朱谋玮《水经注笺》中已是错误的，钟惺不过是以讹传讹。同时，段玉裁传述的“水流松果之上”，“流”字应是“出”字之误，也不够准确。“出”表示发源。我们在读书时应弄清本源，不可照抄二手资料。否则以讹传讹，错上加错，害人害己，就太不应当了。 （二）脱。脱文，也叫夺文。即漏掉文字。 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因黄善夫本为传世三家注合刻第一本，且中土久佚，故选为影印底本。我国所缺，从日本借印补齐。当时通过校勘，发现南宋黄善夫本脱此十八字，为了使文字完整可读，张元济在影印时请专门人才照宋本字体补上了这十八个字，所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就不缺这十八个字了。按照“不讹不缺”的善本标准来衡量，商务影印本较其底本更符合善本标准。当然影印古籍而进行这样的补充改正，有伤原本面貌，如果用校勘记的方式加以说明而不改原书，也许会更好一些。 （三）衍。衍文就是多余的字，由后人传写传刻中不小心混入或者重复而造成，也有无知者擅自补入而造成的。 南宋黄善夫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索隐：“列仙之传居山泽。按：传者，谓相传以列仙居山泽间，音持全反。小颜及刘氏并作儒。儒，柔也，术士之称，非。”这段正文十九字、索隐四十字，共五十九字，黄善夫本重复出现。又同上《龟策列传》：“此横吉上柱足肣内自举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这二十六字也重复，都是坊刻本不重视校勘而留下的衍文，这种无意造成的衍文较易发现。 （四）倒。即文字颠倒。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与（卓文君）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禈，与保庸杂作，涂器于市中。”“犊鼻禈”，三国吴韦昭注：“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南宋黄善夫本、元彭寅翁本、明万历凌稚隆刻《史记评林》本均脱“布”，作“今三尺作”。商务印书馆影印黄善夫本《史记》时，根据武英殿本补入一“布”字，但不小心补错了位，补在“作”字下，成了“今三尺作布”，这就造成“作布”两字互倒。 （五）错乱。一段文字乱了次序。 清惠栋《松崖笔记》卷二《仁》：“《春秋元命苞》曰：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其为人以其人，立字以其人，立字二为仁。仁人，言不专于己，念施与也。” 这段话虽勉强可以断开句子，但文义不通。商务印书馆影印宋刻《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人事部》载有此段文字：“《春秋元命苞》曰：‘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其为仁以人，其立字二人为仁。’注：‘二人，言不专于己，念施与也。’” 我们可以发现《御览》文义畅达，应是惠栋《松崖笔记》的来源。但惠栋的时代看不到宋版《御览》，所据者非善本，至有错乱多处，文字不可句读。细绎其误有四：（1）讹文：“其为仁”讹作“其为人”。“二人”误作“仁人”。（2）脱文：“二人为仁”脱“人”字。（3）倒文：“其人”当作“人其”。（4）注文误入正文。这样一段仅有三十二字的文字，发生如此多错乱，怎么还能读得懂呢？ 古书错误非常之多，对读者正确理解文义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先民的文化遗产亦得不到准确记录，这显然是令人不能无动于衷的事。所以古书比较校勘。 二、从事校勘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知识？ 主观条件 校书者必须具备读懂古书的能力，否则强不知以为知，妄改古书，只能错上加错。要读懂古书，首先要精通古代语言文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文法。其次要具备古代文化知识，诸如天文、历法、地理沿革、职官制度、风俗习惯（例如避讳）等。第三要懂得古书的行文习惯，一般古书是繁体字竖写，自右至左，大字单行写正文，小字双行写注文，遇到当朝帝王相关的语句要抬头（提行）等等。 广求异本 校书必广求异本，尤其必须广求古本。傅增湘着重讨论了校书必广求异本，尤其要搜集古刻善本。清乾嘉学派考据学代表人物——王鸣盛、钱大昕、赵翼虽然有能力广征博引，证明史书讹误不通之处，但终不敢因而改正史文。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没有见到古刻善本作为直接证据。 又河南道河南府：“领洛、郑、熊、谷、嵩、管、伊、汝、管九州。”（武英殿本如此）钱大昕《考异》谓两“管”字必有一误。其实闻人诠刻本作“洛、郑、熊、谷、嵩、管、伊、汝、鲁九州”，后一“管”乃“鲁”之误。由此可见，考证虽然能发现古书讹误，并加以改正。 广求相关资料 凡校某书，应对所校古书的相关材料进行调查，达到相当程度以便校勘时随时参证。例如校《汉书》可利用《史记》的西汉部分《元和郡县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