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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学界评林毅夫，蔡昉和李周著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Vadim Shabalin,D.Sc Yakov Pevzer No.C2003013 2003年6月10日 书评一 评林毅夫，蔡昉和李周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转型》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根据中文版翻译，莫斯科，2001，367页 这本由中国作者所著的书在所有致力于研究现今中国经济的学术著作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它不仅增加了我们关于中国经济的认识，而且让我们对中国国民经济内部重建的机制以及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有了新的理解。这部书的作者定义了改革前和1978年推行经济改革后中国的“经济逻辑”和发展模式。他们也阐明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构建在从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转型的观点。 这部书的作者可以被归类为非正统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观点并非总是与官方观点相一致。 这本书已在经济学界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自从1994年第一次出版，这本书被作者修改补充并在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一再印刷出版（最后一次出版在1999年）。它已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法文、韩文、越文、现在是俄文。在美国、日本和韩国这本书被作为学习中国经济的一本独特的教科书。 关于赶超发展战略 这部书的作者深入地分析并建设性地批评了中国自建国后开始实行直至改革开放才废止的赶超战略，作者从整体上评价其为一个“错误的”战略（p.90）。用政治词汇来表述这一战略表现为 “我们要赶超英美！”等口号。在现实中，正如书中所论证的那样，这种情绪性的煽动模糊了这类战略深藏的经济内涵。概括地说，这一战略主要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速动员实现这类工业的快速发展放在首位，然而在当时落后的生产结构、资源结构与资本高度稀缺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战略目标与资源禀赋的矛盾埋下了赶超发展战略“缺陷的根源”，也导致了其自身的主要矛盾（p.237）。为了取得工业发展的飞跃，迅速摆脱国家落后的现状，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赶超战略的推行形成了建国初期复杂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系”。 首先，宏观环境被塑造为全面排斥市场经济的作用，并人为地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劳动力和资本价格的扭曲成为经济中的本质现象。第二、一套强调高度中央化管理和强行计划配置资源的机制和行政措施应运而生。由此国家垄断了生产领域、金融要素、对外贸易、银行、农产品的流通，并着手采取相应的制度措施（诸如整个资本结构的国家化、大众交通的建设等等）。第三、在微观层面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剥夺企业独立性和劳动积极性的管理机制，生产的效率被严重削减。应该说着眼于以上“三位一体传统经济体系”的讨论是作者分析中国经济的核心方法论之一。 正如书中指出的那样，赶超战略及其内生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相对来说部门众多的工业体系、巨大的新建的生产能力，中国国民经济水平在多个领域的显著提升，并保证了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分别以平均7.9%，8.2%和6.0%的年增长率快速增长，这些指标与改革期间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指标所差无几。但这样的增长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增长是高度无效率的”（p.110）：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人均生活水平依旧很低。作者由此推出了一个看上去矛盾实则相当准确的结论：“表面上持续高速的增长，实际上依旧停留在较低的发展水平”（p.92）。根据钱纳利—塞尔奎因的“大国模型”,作者指出过重的生产结构最终将导致许多行业最大化生产能力的萎缩，甚至是潜在国民收入和剩余产品相对数量的减少，即长期综合经济增长能力的削弱。在作者看来，受赶超模式下经济成长代价影响的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指标是总生产要素极其缓慢的增长，在1952年至1981年期间该指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5%，中国成为该指标增长最慢的国家（p.110）。由此看来，中国在“赶上”和“超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对手这两个方面都没有成功。 但是赶超战略的缺陷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这部书的作者指出这种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将推行工业化“等同于发展经济和消灭贫困与落后”。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如书中所述，既是外在的（国际上对中国的敌对和封锁）又是主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知识和经验的局限性）。当然，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采用不能单单归结为这些原因。1930s-1960s间的苏联、1930s-1940s间的德国、1950s-1970s间的日本、印度、墨西哥、巴西、泰国以及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通常认为，上世纪中期工业化相对落后国家所处的客观环境、所具备的经济发展潜力的水平和质量导致了赶超战略典型模式的产生。很明显，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赶超战略产生的客观条件和历史背景比关注赶超战略本身及其缺陷更有意义。 按照我们的看法，以工业飞跃为目标的动员型发展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