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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大学评价_教育理论论文 日本的大学评价_教育理论论文 日本高等教育的“评价时代”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为了分析日本的“评价时代”，我们必须先了解20世纪90年代之前评价的状况。 一、大学设置基准——国家的评价 日本高等教育系统由国、公立(主要是国立)和私立两个部门构成。截至2005年，大学总计有726所，在校生总数为287万人，其中私立部门占大学总数和在校生总数的比率分别为76％和78％(以下考察对象仅限于大学)。日本大学评价问题与庞大的私学部门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 在相当长时期内，日本政府对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拥有很大的控制权，设立新大学自不待言，在学部、学科的新设或变更时，也均须按照文部科学省制定的《大学设置基准》接受审查。 20世纪90年代以前，《大学设置基准》不仅对基本财产、校园与校舍面积、体育馆等设施、教师人数、学生定编、图书馆藏书册数等作为大学必须具备的物力与人力条件，连设置的学部与学科名称、教育课程、授予的学位名称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满足这些条件是设置大学的必需前提。 这意味着，国家制定的《大学设置基准》和根据该基准的审查(由文部科学省设置的“大学设置审议会”来进行)，实质上对大学的“评价”与“质量保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评价与质量保证不论对大学还是学部，到底只是设置时的标准。文部科学省和大学设置审议会对已经认定的大学与学部没有再审查或事后确认的权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事后评价与质量保证的机制。二战后，在引入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模式后，日本政府制定的《大学设置基准》只是最低标准，获得设置认可的大学被期待从此一直自觉地维持并提高质量。为此，早就设立了“大学基准协会”，这种机构是各大学自愿参加的、实行会员制的美式评价团体。 这种美式的、大学自觉的相互评价与维持并提高质量的系统，在日本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大学设置标准虽说是最低标准，但对基本财产少、以学费收人为主要来源的大部分私学来言却发挥了最高标准的作用，很少有大学在获得设置认定后，再自觉地以达成高质量为目标而努力，因此通过大学基准协会的“标准判断”(accreditation)而成为“会员”的大学并不多。大学通过自觉的相互评价，不断谋求维持并提高质量的这一美式系统，没有在日本扎下根并发展起来。 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与评价无缘。因为在入学者的选拔与毕业生的就业这两个“市场”，大学经受了激烈的竞争与评价。 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经历了复杂发展过程的日本大学，以大学问的等级性 (hierarchical)和排序、缺乏流动性的结构为特征。这种结构的形成，不仅是由于研究功能存在强弱差异，而且各个大学的历史、传统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社会威信也存在差异。入学者的流向与毕业生的受聘机会则与这个结构相呼应，发挥了强化、再生产它的作用。 也就是说，在倾斜度大的金字塔状的高等教育系统下，考生以考入越高位次的大学为目标，企业也优先录用更上位的大学的毕业生。因此，以下两项指标．被认为是表示社会对各大学的质量或水平的“评价”指标，即：各大学的人学者的学力水平，更具体地说是“偏差值”的大小；企业对大学的评价标准是以各大学在其新聘员工中的数量多少。大众媒体每年大肆宣传的入学与就业这一大学的人口与出口的排行榜，可以说作为非正式的第三者的大学评价，长期在日本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缺乏的是，对作为教学科研机构的大学本身的质量，以及大学教学科研活动水平的直接和客观的，亦即事后的与相互评价的系统。 二、“评价时代”的到来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评价时代是从修改作为最重要的国家评价标准发挥作用的《大学设置基准》 (1991年)开始的。这一修正案被称为设置标准的“自由化”，虽说它把能让同年龄人口的近50％入学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作为“最低标准”，但也预示着难以用设置标准严格控制的时代已经到来。 关于大学“评价”的必要性，最早由文部科学省提出，与这次《大学设置基准》的修改相关联。一方面实施教育课程编制的自由化，另一方面担忧教育质量下降的文部科学省，向大学提供与教育质量有关的自我检查评价的方法与式样的模式，并强烈要求各大学自觉努力地付诸实施。其中也包括引入学生对授课的评价制度。评价被期待能作为重建适应成熟的大众阶段的大学教育——换句话说为大学的教育改革——的手段发挥作用。 但是，关于大学的评价系统的引入，这个时期其他方方面面的力量也已经开始起作用。 (1)20世纪90年代初，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政府迫于财政压力，不得不致力于行政、财政改革。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为了能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金，根据教学科研水平或成果的评价，在大学问实施倾斜的、重点的分配引起广泛的议论。 (2)根据评价进行资金的重点分配的议论也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