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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辨骚》篇要旨辨正的论文 《文心雕龙·辨骚》篇要旨辨正的论文 摘　要：《辨骚》篇认为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的文学作品是宗经并将其具体化的杰出典范，体现了学习经典和发挥个人的才情以实现艺术独创性的完美结合。因此刘勰使用“骚经”这一《文心雕龙》当中不多见的称谓，给与屈骚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气往轹古，辞来切今”、“笼罩《雅》、《颂》”，继承并超越了经书。同时屈原作品在汉魏六朝的流行以及后世文人不正确地学习、模仿《离骚》而导致的“流弊不还”恰恰成为推行宗经主张的最大障碍，反而累及到对屈原的文学地位的界定，“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亦经亦辞，非经非辞。刘勰这一巧妙的安排一方面确立了经书的崇高地位，同时通过将屈骚纳入宗经评价体系的方法，合理地解决了屈骚的身份认定问题，清除了推行宗经主张过程中的一大障碍。 　　关键词：《辨骚》；宗经；具体化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笼罩群言”，无论是就体系结构的完备性，还是理论思维的深邃性和创新性，它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影响。我们看到，尽管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不断深入，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篇目结构逐渐明晰起来，但时至今日研究者对《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和刘勰的写作思路、体例问题仍然各说其是、聚众纷讼，难以取得共识。《辨骚》篇做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五篇当中的第四篇在学界引发的分歧和争论最为突出，尤为引人注目。w从大的方面，对《辨骚》篇的“文之枢纽”地位提出质疑，将其归入下面的文体论、创作论的意见屡见不鲜，具体到本篇要旨的解读更是五花八门，新见迭出。在《辨骚》篇的研究中出现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本无可厚非，这本身就印证了龙学的繁荣，是学术研究的幸事。但是纷繁复杂的争论往往会遮蔽住我们的视线，回归原点重新解读文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辨骚》篇主要解决了下面三个问题：1.从汉代的骚辩争论出发重新检讨南朝骚辩的必要性，刘勰认为汉代对屈原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文学的评价已经不合时宜。2.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屈骚是宗经基础上的成功“蜕变”，它是宗经的典范和楷模，其文学成就和艺术价值超越了六经。3.从文学接受角度看，后世不正确的学习和模仿屈骚反过来累及到屈骚在“流变”中的文学地位和影响，“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可以说第一部分是重新树立评价的思维方法和体系问题，其余部分则是对这种方法和体系的具体演绎。下面笔者分别从这三个方面予以论析。 一、汉代的骚辩 　　汉代有关楚辞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两种主流意见。一种是“举以方经”派，以刘安、扬雄、汉宣帝、王逸为代表，认为《离骚》具有类似经书的文化品格和文学价值，两者可以等同视之。诚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讲“《离骚》与经术，实不相侔”，举以方经“其实是汉人附会之谈”，①在今人看来把经书和《离骚》做简单的类比这本身就消解了《离骚》的艺术独创性，忽视了它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和作家自身的文学才情。而且刘勰从宗经的立场出发，也绝不会赞同这种将经书和《离骚》相提并论的做法，它危及到了经书作为“群言之祖”（《宗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地位。另一种是“不合经传”派，以班固为代表，他认为《离骚》尽管“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但它和经书截然不同，“与《左氏》不合”、“非经意所载”（《辨骚》）。依现在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楚辞和诗经毕竟分属南楚和中原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各自具有独立性，把它和经书截然分开是合乎情理的。但处在“独尊儒术”的东汉时期的班固显然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离骚》的，他认为经书不可侵犯，地位崇高无上，而《离骚》只是辞赋小道（这是当时一般的看法，东方朔不满汉武帝以俳优身份对待自己，扬雄晚年视辞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篆刻”）。尽管班固的创作也以辞赋见长，写出不少名篇大赋，只是班固如他同时代的多数文人一样“渐靡儒风”（《时序》），属言志一派，风格以儒雅为主，这自然不同于屈原缘情一派的艳丽风格。不论是“举以方经”还是“不合经传”，都没有获得刘勰的认同，因为这两种认识“鉴而弗精，玩而未核”，没有把握住问题的内核，即正视楚辞在汉魏六朝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影响）问题。汉代虽然已经有了学习楚辞的现象，也出现了骚辩的讨论，但经学始终是汉代文学思想中的主流思潮，《离骚》的文学影响尚未触动到它的根本地位。从这个层面讲汉代的骚辩有必要但并不迫切，这是刘勰不太同意汉代论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这一状况到了六朝就发生了逆转，《离骚》渐渐成为后代文人习作的标竿，大家纷纷学习、模仿，发展到最后文人一味追新逐奇，片面强调形式技巧，“辞人爱奇”（《序志》）、“率好诡巧”（《定势》），造成了文章体制的畸形发展。应该指出的是，刘勰注意到了新变派大力创新、敢于变化的时尚要求，对这股文学新思潮给予了积极响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