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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两块基石和两个高峰 2008-11-28 上个月花了大量时间认真精读了两本大部头的著作，一部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册共计80万字；另一部是列奥·斯特劳斯和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也是上下两册，近90万字。这两部书从编撰者的本意而言，都是给相关专业的低年级大学生用作教材的，因而与我这个门外汉兴趣爱好者在这方面的理论基础和理解水平十分匹配。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是重读，不过十几年前读的时候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这次精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和《政治哲学史》两部大书，帮助自己粗略地梳理了一下对西方思想来龙去脉的认识。 　　按照我个人的观点，西方思想——这里我主要是指“理性”思想——在其演进的历史上存在两大显然难以逾越的高峰：一是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二是17、18世纪的“启蒙时期”。 　　古希腊是整个西方的源头，希腊人在思想上建构了西方，而罗马人则按照希腊人的设计图纸在现实中建构了西方，所以人们说“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可以说，如果不把基督教的引进考虑在内，直到19世纪后期西方思想都没有超越古希腊哲人确立的基本范畴，后世西方思想家只是使古希腊思想不断精细和调和以使之适应时代的变迁而已。古希腊哲学尤以柏拉图为杰出代表，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思想的注释。虽说这种表述给人以夸张之感，但细想之下其实是不为过的。在我看来，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相比，西方思想的本质特点概括起来有两点：第一，以一种“二元论”的观点看待宇宙万物；第二，用分析／思辨（而不是整体／直觉）的方法关照现象世界。而这两块基石正是在古希腊时期确立的：柏拉图的“理念论”奠定了以后“二元论”的基础，而亚里士多德则开启了以分析的方法论进行科学研究的大门。 　　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思想水平的提升，而在于拨开专制神权和封建王权的迷雾，使理性光芒（在古希腊已经相当完备）照亮整个世界，这也正是“启蒙（Enlightenment）”这个词的字面含义。启蒙运动是西方历史的分水岭，正是它将世界历史拉出了中古，推进了“现代”。启蒙思想的最高代表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他是我最为景仰的思想家。有一句话叫做“罗伯斯庇尔杀死了国王，康德杀死了上帝”。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而是因果：没有以康德为代表的思想革命，就不会有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政治革命。但在我看来，康德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完成了对他的时代之前的西方思想的集大成，更在于他在那个普遍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的盲目自信时代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人类理性的局限。他试图为理性划定边界、为信仰保留余地。所以，从本意来看，康德自己从没有想过要去杀死上帝，他一方面要为人本身争一块地盘，另一方面又希望比从前更好地维护那块天然属于上帝的地盘。遗憾的是，以后的西方历史并没有顺利地走上康德设计的轨道，他的“道德律令”没有起到多少约束作用，而他的“永久和平”看起来也遥遥无期。当然，如果乐观一点，我们还是能够从当今的欧盟身上看到一丝“永久和平”的影子的。 　　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思想，不能忽略古希腊哲学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来源，即建立于“神启”而不是理性之上的“犹太教－基督教”的信仰传统。而且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这两大来源之间本身也是有关联的，比如，基督教将柏拉图的二元论发展到了极致——在柏拉图那里，“现象”与“理念”的关系不是对立的，“现象”毋宁说是“理念”的不完善的模仿物；而在基督教那里，灵魂与肉体、天堂与尘世、来世与今生……之间则完全是对立关系，前者是绝对的善，后者是绝对的恶，尽管这种恶也许是通向善的过程中所必须的。在我看来，“天启”宗教对西方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一种激进的对平等理想的追求、一种弥漫着末世气氛的弥赛亚精神。自从基督教教义日益深入人心之后，西方受剥削受压迫的底层民众（或民族）总是相信，未来有一天（尽管具体什么时候难以确定），会有一个先知降临人间，在他的带领下，通过“最后”的革命，我们就能够一劳永逸地摆脱所有不公正和苦难，建成真正的人间天堂。这种通过一次“最后的斗争”一蹴而就地建成人间天堂的“弥赛亚”式幻想在最近两个世纪中引发了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塑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但也直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骇人听闻的血腥。（作者：陈季冰） 下面红色为工作计划模板，不需要的下载后可以编辑删除！谢谢 工作计划一、近期 　　今年是在新的工作岗位工作的年，是熟悉工作，履职，方法，积累经验的一年，年中“转变，”，即转变工作角色，工作职责。 　　转变工作角色：参加工作近十年了，从事的工作一直都单一，以至于对行业的工作所知甚少，以至陌生，县办公室全县的核心机构，工作涉及到全县各行各业，对此，在思考问题，事情时，跳出以前在的思维，摆正的位置，全局意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