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籍文献流散轨迹与形式研究_图书馆管理论文.docVIP

论中国古籍文献流散轨迹与形式研究_图书馆管理论文 论中国古籍文献流散轨迹与形式研究_图书馆管理论文 论文关键词　古籍文献　商贸　僧侣　传教士　探险队 　　 　　论文摘要　概述中国珍稀古籍流布世界各地，考察流散的轨迹主要有：自然文化交流传播、商人贸易走私、僧侣与传教士携带、外国探险队巧取豪夺以及战争时期大劫掠等多种形式，造成中国文化遗产严重流失，使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承遭遇障碍。 　　1　自然文化交流的传播轨迹 　　 　　1.1　遣唐使节的访求古籍传播 　　中国历史上，从6世纪时期就开始以人种交流为自然通道的文献传播。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开始盛行，中日之间开通了直接往返的海上通道。日本不断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学习，这些人被称作“遣隋使”和“遣唐使”，是日本天皇任命的国家正式使节。在使团中还参杂有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僧人、工匠等。仅日本平户岛港口在630－838年间，就有12次遣唐航行，每次四、五条船，载有正式使节和其他人员500－600人。这些人除了学习唐朝文明之外，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将中国古籍带回日本，回国时每人多少都要带回收集的中国古籍。如第二次遣唐使大使吉士长丹回国后，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得封户、晋位、赐姓。他们是第一批大规模在中国的访书人，是中国古籍流散日本的早期途径之一。 　　 　　1.2　僧侣和贵族知识分子的传播 　　宋元明时期，中日佛教僧侣的交往日见频繁，凡来中国的佛教僧侣回日本之际，都要带回相当数量的佛典和世俗古籍。回国后，他们要向朝廷提交一份携回物品的目录，称为“请来目录”。根据这些目录，可以看到当时最有名的僧侣携回佛典古籍的数量：最澄230部460卷，空海216部461卷，圆仁137部201卷，圆珍441部1000卷，最多的当数玄昉携归5000卷。此外，日本贵族知识分子是最早掌握汉字和汉文化的阶层，他们对中国古籍嗜爱如命。据日本《文德实录》记载：藤原岳守因为在中国船上发现了一部《元白诗笔》而升官进爵，它表明当时日本权力阶级对获得中国古籍文献的迫切心情和重视程度。贵族知识分子们也采用多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从中国获取文献。如8世纪日本政坛上的名人吉备真备，他两次来中国，细觅穷搜各类中国古籍文献带回日本，将带回的古籍专门编著了目录，可见收书数量之巨。 　　 　　1.3　中国帝王官员的互换与赠送 　　各国之间的文化往来必不可少，每当出版大部头书籍或遇到文化交往的大事，中国帝王或朝廷官员往往以书籍作为答谢馈赠礼品。最早是唐代政府和寺庙曾将书作为礼品大量赠送外国人。公元983年，日本学问僧然，乘中国商船入宋，被赐予法济大师号，宋太宗还亲自赐赠新印《大藏经》480函5048卷及新译经41卷。康熙皇帝为了答谢回赠法王路易十四，将40多种300多卷珍贵古籍让传教士白晋带到法国。1869年6月，同治皇帝以明清刻书10种共905册赠予美国政府。1902年哥伦比亚大学斯塔尔东亚图书馆建立时，慈禧太后将一套价值7000美元的《古今图书集成》慨然相赠。1908年，清朝政府为了答谢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而赠送《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以赠送的方式流散世界的中国古籍为数不少。 　　 　　1.4　商务贸易通道的古籍传播 　　从17－19世纪的200余年间，中国古籍的买卖主要是通过书商渠道直接从中国购买转手再卖，古籍买卖是这个时期两国贸易中的大宗货物。中国与日本古籍买卖直接进入了商业流通领域，其贸易规模前所未有。日本书商们除了在店里摆设古籍或携带书籍登门造访外，还想出了印行旧书销售目录的办法，开通邮购和预定业务，然后以较高的价格从藏书家手中收购，再抬高书价将书售给顾客。如书商田中庆太郎是文求堂书店老板，他往返于北京与东京之间，大量输入中国的古籍和字画。他通过公开和不公开的方式购买了包括甲骨片、敦煌经卷散本在内的许多珍贵古籍，仅《永乐大典》他一共买了20册运回日本，其中5册转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15册卖给东洋文库。经他手运往日本的中国古籍尽是精选之作，其数量已经无法计数。 　　 　　1.5　各国学人掀起的访书热潮 　　19世纪末，各国学者掀起了一次大规模学术性访书热潮，日本人表现最突出。主持古籍输入的人员，主要是到中国考察留学的学者教员、公私各大藏书机构的特派采购员和古籍书店老板三种类型，如京都大学中国学大家内藤湖南、日本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东京著名的古籍书店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就是上述三种类型的代表。他们在访书、买书方面侧重追踪和捕猎敦煌文献、内阁大库、甲骨文、金石碑铭文；对于明清小说、戏曲类书籍等方面都十分重视。内藤湖南一生曾9次来中国进行考察和猎书，其中1910年的5人教授团北京敦煌文献调查以及1912年沈阳故宫拍下4300张胶片的《满文老档》和5300张胶片的《五体清文鉴》为著名。长泽规矩也先后7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