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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江苏省农民银行述论_银行管理论文 抗战前江苏省农民银行述论_银行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 相比较而言，江苏省农民银行是抗战前经营最好、成绩最为显著、对农村贡献最大的农业银行。尽管江苏省农民银行在对农村放款过程中，也存在合作社放款变成高利贷，农业仓库主要为地主和商人所利用等弊端，但是通过江苏省农民银行的放款，从城市向农村倒流了一部分现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金融枯竭。同时，合作社和农业仓库对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改造也做出了些微贡献。建立现代农业金融体系，改变农村借贷格局，使农民摆脱高利贷的剥削是一个综合工程，农业银行不能单独肩负这个重担。 关键词 江苏省农民银行 农村金融 合作社 农业仓库 高利贷 建立现代农业金融体系，改变农村借贷格局，给农民提供方便低息的借款，使其摆脱高利贷剥削，是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复兴农村的重要措施之一，过去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农村合作方面，对农民（业）银行自身缺乏具体的探讨，本文从农行机构的建立、主要业务的开展和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对抗战前的江苏省农民银行作初步探讨。 一 江农行的缘起与机构的发展和完善清末民初合作主义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孙中山、廖仲恺、戴季陶、胡汉民、叶楚伧等国民党人对其早有注意，并作过一些探讨。孙中山称赞合作社是实现分配社会化和消灭商人剥削的好办法，廖仲恺曾就利用合作社解决分配问题做过详细论述，戴季陶还草拟了合作方案，交给胡汉民让其在广东实行（未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果夫深受薛仙舟影响，醉心于合作，对南京国民政府开展的合作运动作用犹大。1927年4月定都南京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士便积极倡导建立农民银行，推行农村合作，陈果夫授意薛仙舟起草《全国合作化方案》，其中就提出应设立全国合作银行。江苏省政府1927年成立后，鉴于农民的痛苦以及亩捐征收的纠葛，在6月9日江苏省第十四次政务会议上，建设厅厅长叶楚伧、财政厅厅长张寿镛提议，将孙传芳征收未完的两角亩捐，作为江苏省农民银行（下文简称江农行）基金继续征收，并提出几项办法：一、取消孙传芳时代之特捐亩税办法，二、征收农民银行基金，其数额及征法与亩税相同，三、已征收之亩税，准农民以收据作农民银行基金，四、基金收足四分之一后，即行着手筹设农民银行[1] 。该办法呈报中央后，经中央政治会议核准，分令财政、建设两厅将江农行营业区域、组织方法会同筹拟。同年8月，省政府聘请薛仙舟为农行筹备主任，后因其病故，10月改聘马寅初、唐有壬、过探先等为筹备委员，并于同月成立筹备委员会。1928年2月监理委员会成立，负责审定章程、保管基金和推选总副经理，7月16日江农行正式开业。江农行的组织分为行政和监察两大部分：行政部分以总行为最高机关，下设分行、分支行和营业处，总行总揽全行事务，并指挥、监督各分行。监察部为监理委员会，其职权为管理基金和监督业务，对农行除每月底审查营业报告外，每半年结账及全年结账时，还要负责审核盈亏状况，并上报省政府。江农行总行成立后，即行着手设立分支行。依照监理会决议，报解监理会保管的基金实数在应征六成以上各县，由总经理提议，监理会核准，即可设立分行或代理处。江农行自1928年成立，到抗战前夕共设立77所分支行及办事处[2] 。由于亩捐缴纳情况不同，分支行及办事处之设立也极不均衡，江南地区有总行1所，分支行17所，淮扬地区4所，徐海地区2所；江南地区办事处29所，淮扬地区17所，徐海地区5所[3] 。不仅分支行和办事处分布不均衡，而且设立时间也有先后，1933年以前几乎全部集中于江南地区，此后江北地区才渐次设立，1935年后大幅度增加。江农行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和存款两部分。基金部分由孙传芳时期经征未完的亩捐拨充，共计应，除去孙传芳已征及抵借部分，尚应征500余万元。自1927年5月到1930年6月止，共解库222万余元[4] ，不足应征半数，其原因是缴纳亩捐的县份以江南各县为主，江北地区徐海各属均未缴纳，淮扬地区也只缴纳一半[5] 。但随业务扩大，江农行现有基金不敷周转，1935年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下令财政厅划拨宿迁骆马湖官田27.6万亩，以最低田价估值86.5万元，作为该行资本。同年各县陆续缴解亩捐56万元，省政府又拨还旧欠31万元，基金合计实收393万余元，经监理委员会核定，将江农行资本总额确定为400万元，并获财政厅批准，同年财政厅下令停止征收亩捐[6] 。资金来源的第二部分为存款。由于该行成立期短，存息又低，吸收存款甚属不易，但经多方努力，存款逐年增长，存款余额（即存款总数扣除各种存款提取数，再加上定期存款）1928至1929年为5万，1930年29万，1931年129万，1932年上期94万[7] ，1933至1936年分别为147、541、964万、1508万[8] ，1937年上期达177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