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各国金融监管的体安排问题.doc

论各国金融监管的体制安排问题 一、引言 如果从1720年英国针对本国“南海泡沫”事件和法国“密西西比泡沫”事件而颁布旨在防止证券过度投机的《泡沫法》算起，人类金融监管的实践至少进行了几百年(白钦先，2000)，金融监管理论也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学的成熟而成熟。然而，金融监管体制安排问题，往往并非人们关注的重点。 从理论方面看，尽管有关金融监管的论述颇丰，但大多集中于监管效率和目标、金融安全网的设计、金融风险防范和危机处理等问题，对于监管体制及其绩效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往往只是散见于大量的文献之中 (如Goodhart和Schonemaker，1993，Taylor,1995,1996，等等)。从实践方面看，金融监管的广泛开展是与中央银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直接相联系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银行监管)历来是现代中央银行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从各国中央银行的起源来看，除了瑞典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等少数最古老的中央银行建立之初的目的是为政府赤字融资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之后，为了对银行体系进行监管并承担最后借款人的角色，保证金融和经济的稳定运行，才建立中央银行的。如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以及一战结束后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各国掀起的建立中央银行的高潮。随着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发展，各国又逐步建立了相应的专门监管机构。 1997年，英国政府把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将原来的9个金融监管机构合并，成立了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统一负责对各领域金融活动进行监管。虽然早在此之前的80年代后期，北欧各国和加拿大也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类似的改革，但作为在主要国际金融中心进行的首次尝试，国际金融界对英国的此项改革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学术界有关监管体制的讨论也逐渐多了起来。随后，韩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相继效仿，进行了类似的改革；欧盟的德国、爱尔兰、奥地利和南非、以色列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泰国和墨西哥)也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咨询和讨论。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挪威、瑞典、冰岛、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英国等发达国家还建立了非正式的“统一金融监管者论坛”，分别于1999年5月和2000年5月在悉尼和多伦多召开会议，就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和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所面临的某些问题进行讨论。如今，成立独立于中央银行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实行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似乎正在成为一种趋势，金融监管体制安排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Goodhart等(1998)指出：1、金融监管的体制安排将影响金融监管的效率和有效性。2、不同的监管体制下监管机构的责任明确程度不同，而由于监管当局面临的目标通常不止一个，因此在监管目标存在冲突时，只有明确监管机构的责任，才能较好地解决目标冲突问题。 3、金融监管体制的差异会影响监管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4、不必要的交叉重复监管会影响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效率，不同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处理这类问题上具有不同的优势。可见，研究金融监管体制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金融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业内各部门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大型金融集团的不断涌现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了提高金融监管的能力与效果，各国纷纷更新金融监管理念，采用先进的监管技术，并积极变革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可见，研究当前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新趋势，借鉴国外已有改革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建立和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对我国来说，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但是，从一开始就必须指出，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如何构建，是与各国的实际国情和经济、金融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优的金融监管体制模式。而且，虽然金融监管体制对金融监管效率和有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它只是为有效的金融监管提供良好的环境，监管体制本身并不能确保有效的金融监管(Goodhart等，1998)。 总的说来，目前学术界对金融监管体制的设计提出了三种主要的理论模式：机构型监管、功能型监管和目标型监管。本文第二部分，将对这三种理论模式的利弊进行分析，并对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变革进行简要的介绍。学术界对近年来出现的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趋势，以及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一直存在正反两种看法。第三部分首先归纳了双方的论点；之后，笔者提出了金融监管的效用假说，希望能够为有关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讨论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且，还就金融监管机构规模问题，提出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本文的第四部分讨论了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中所需考虑的特定因素。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总结。 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安排及其变革概况 金融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