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doc

再读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 ——兼论中国“新史学”建构中的科学化与实证主义问题 中山大学历史系04级 李海默 【摘要】在对张荫麟及其史学的现有研究中，《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往往被贴上一般化的标签，而忽略了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内在价值和理论意义。本文通过文献重读，认为张氏通过“拿西籍捍卫中学”和“拿中学验证西籍”并举的做法，将本身鲜有理论色彩的纯粹批判包装起来，成功地攻击了顾颉刚古史之学；但是顾氏当时已出发去向“史料学”之最深层本质的探讨，更趋近张氏在进攻时寻求的理论本源。张、顾各得中国“新史学”建构的一席之地，终使得该过程更加完满自足。 【关键词】张荫麟 《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 顾颉刚 新史学 古史 1925年4月，《学衡》第40期出版，中收有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篇，此文出后，诸史家皆奉为学理上对顾颉刚整理古史工作纲领性的指摘，顾颉刚先生自己也将此文收入《古史辨》第二册中，是以凡谈顾氏之方法与结论者，多亦取此文论断为参考，攻其不能免于无误。自然，八十余年来，对张氏苛刻的“默证适用限度”说并非无反对声音，惟鲜有史家从同样的学理高度进行系统辩难。终于，2007年，彭国良博士发表《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认为张氏所本《史学原论》关于“默证”的段落过分乐观地认为史料和客观历史之间能够实现完整的一致性，违背了史料形成的逻辑法则；构成此种谬误的根源在于“默证”中所论述的“无某事”，根据“默证”适用之限度判断某事是否为无，实质就是把历史哲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意义上“时间维度”本身等同于人自身的时序观念；张氏对顾氏的批评思路只能成立于理想状态下，而张、顾二氏分歧之根本，在于历史认识论不同，张氏的实证主义史学把达到历史本体当作历史学的目标，又过分相信作为证据的史料能够达到历史本体，所以才会提出这样一个伪命题，顾氏则已将“客观历史”剔除出他的视野之内，他的历史认识论以“客观历史无法认识，史料所反映的更多是史料创造者的时代思想”这一命题为前提，张氏无法推翻，因为用“默证”的思考理路，本身就无法证明。彭博士的这些见解，着实透彻圆融，料想荫麟先生再世，必会赞扬褒赏。但在我看来，兹事体大，犹有许多未解之处，勿以张荫麟的是非为是非，单纯说谁真谁伪也反映不出更深刻的思想内核，最关切的便是，停留在拿今日思想驳倒昨日，未及将昨日放入大历史的脉络中，细细揣度。 张氏作此文时的学术训练和兴趣关怀 在作此文时，张荫麟年方二十，入学二年，是清华学校里崭露头角的一名年轻学子，刚因批评梁启超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说声名鹊起不久，按其弟子徐规先生的整理，此文是生平刊布之第七文，按本系费和平师兄对徐先生文的订补，与周忱先生所做的研究，则张氏此前还在《清华学报》1卷1期和1卷2期分两次发表过文学哲学史地类之书刊评介与撰著提要共计33篇，在《学衡》第39期发表与人合译之英文诗歌二则，前者可视为1925年秋季学期贺麟任《清华周刊》总编辑，以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的先声，显系其人入清华后“每日必去图书馆”的成果，包罗甚大，综汇众端，然多隶于国故整理、中西交通、古史三项，且真正之西人著作仅安特生《A Prehistoric Village of Honan》一种，后者之来，与吴宓至清华而施教密切相关，是此期荫麟醉心于吴宓学术启发的铁证。而那六篇真正可称“大文”的，一篇关于古史（老子与孔子生年先后问题），两篇关于明清之际中西学术交流，两篇关于张衡，一篇关于钱大昕和其著作，多倾向于具体人事关系的叙述与考辨，而且大概除了第一篇之外，余五篇皆不算十分难写，窃以为荫麟酝酿此文久矣。另，荫麟在校，与贺麟等友善，能一反“清华旧制生多崇新”的通例，忠实于自己的学术兴趣与口味选择，紧随梁任公之清华国学院讲座理路求索学问，其无论训练还是关怀，皆主要受梁氏影响，反映在写作的文本上，恐怕一是博观超放的精神气质，一是贯通驳杂的学问欲求，要之，其此期学术修养恐怕仍嫌稚嫩，缺乏一个有系统的宏观脉络与整体指引，对一个史家而言最重要的长期学术积累和训练也远远未足，兴趣广泛淹博，热中于寻找学术上的新兴点和争论点下笔，是一个优质的读书种子和史学新苗，但还不足以称为一代新史学的肩负之人，任公另一位高足萧一山在25年10月担任清华新招大学部一年级四组的通史和留美预备部四个年级的研究指导，对求学于后者的荫麟推崇备至，和任公谈起，任公说：“张君之才，殆由天授，吾辈当善加辅导，俾成史学界之瑰宝”，善加辅导云云，就是此意。正由于此，对天纵英才的张氏而言，写下此文并非难事，也并非意外之事，我坚定地相信，张氏在清华图书馆中放眼顾颉刚激昂四海的文字，也曾激动也曾彷徨，而其翻出西人经典的史学方法论埋头苦读，神游冥想，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