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单元__诚信、信用.pptVIP

西方伦理传统与诚信原则的立法 追求智慧、勇敢、正义和节制一直被誉为西方伦理精神的“四主德”。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人如果离世绝俗，就无法实行其善行，勇敢、节制、正义、明哲诸善德实际上就包含在社会的公务和城邦活动中。”在他看来，勇敢、正义、节制和明哲的德性和技艺都是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和世俗生活中形成的。古希腊快乐主义伦理学家伊壁鸠鲁对“四主德”又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智慧就是按照个人的意志选择道德行为，算计自己的利益；节制就是服从理性的支配，追求自然而必要的欲望； 勇敢就是能忍受当前的痛苦以求得将来更大的发展；公正就是彼此和谐快乐，共同遵守社会契约，把社会生活过得更好。因此作为“四主德”的公正思想的具体化表述，诚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伦理精神的基本理念。同时它在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中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特别是与新教伦理所倡导的天职观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有关。马克斯·韦伯的基本观点是，天职观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为新时代的世俗活动提供了精神动力，它形成了一整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智慧和道德态度。诚实、勤劳等之所以成为美德，是因为它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具体说来在西方历史上，清教伦理中的诚实原则在清教徒的实践中含有获取世俗功效和利益的内容。在这里，清教徒的诚实指不说妄语、不轻易起誓，尤其指禁绝买卖交易中的欺诈。诚实不只是如《旧约》所说的“行事诚实的，为上帝所喜悦”，也是为了在经商中获利。 17世纪英国著名的清教徒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在他那本旨在“唤起基督徒读者的共识”的名著 《基督徒守则》中对经商中的诚实作了详尽描述。他指出，商业中存在竞争是无法避免的，但竞争时不能放弃诚实这一美德。基督徒不可以“利用人们的无知、过失或需要进行劝诱”，以使自己的货物得到好价钱。他应该为“自己能在平等、公正和诚实的地位上使对方满意而感到高兴”。事实上，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商人在经商中基本都遵循着巴克斯特所提出的这种诚实原则。“诚实乃最精明的行为”是一句广泛流行于这一时期清教徒商人中的格言。当然，清教徒推崇诚实有不自觉的因素，即对上帝的敬畏。17世纪教友会的主要神学家罗伯特·巴克利认为，人们讲真话有两个原因：一是内心深处对上帝的恐惧；二是害怕在最后的审判中受到惩罚。但不管怎样，清教徒商人基本上把诚实信用视为市场交易活动中的一条重要准则。显而易见，新教伦理肯定“诚信”、“可为”等伦理信念，否定“失信”、欺诈等价值取向，无疑体现了一种敬业精神，即一种视事业为神圣的职业观和一种视诚信为神圣的经营伦理观。在西方早 期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依靠、利用和渗入体现诚信原则的新教伦理道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市场经济活动需要诚信原则的道德保证。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信用经济、法制经济。因此，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不管你是普普通通的平民，还是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抑或是逐鹿商海的生意人，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往往为了谋求各自的利益而不得不相互之间达成一定的默契或许诺。由此就形成一系列的信用制度。而这些制度又都是建立在合同关系上的。从简单的金钱借贷到复杂的金融信贷，以及保险交易、票据流通、证券买卖等，都是依靠合同这种法律形式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信用网。在这种信用经济条件下，诚信原则作为维持信用经济的重要前提，单靠道德的约束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得到法律的确认，即上升为一种法律原则。这种原则在法律上属于强行性规范，当事人不得随意变更或排除其适用。 从法律史角度看，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中的 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依照诚信契约，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要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如契约未规定的事项照通常人的看法应由债务人履行的，债务人应予以履行。诚信契约发生的纠纷按诚信诉讼的程序处理。在诚信诉讼中，承审员不受契约字面含义的约束，可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对契约进行解释，并可根据公平原则对人的约定进行干预，以消除某些约定的不公正性，按照通常人的判断标准增加或减少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由此可见，在罗马法中，诚信契约中的诚信要求起着补充契约条款不足的作用，诚信诉讼起着维持经济交易所要求的公平作用。在这之后，许多国家都对诚信原则作了法律规定。如《瑞士民法典》总则中的第二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地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明显地滥用权利，不受法律保护。”日本于昭和22年（1947年）修订民法典时，参照《瑞士民法典》在总则篇也明确将诚信信用原则规定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该法第一条规定：“（一）私权应服从公共福利。 （二）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时，应恪守信义，诚实进行。（三）不许可滥用权利。”可见，作为道德范畴的诚信一旦上升到法律原则之后，便具有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