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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海外交通的三个问题 摘要：本文通过对《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的核心文献解读，配以其他相关书目、文献与考古资料为辅助，从中西记载、商人旅者、文字文物等多角度阐述宋代海外交通中的市舶管理体制、对外交往诸国、进出口商品三个问题，大致总结宋代海外交通的总体情况与特征以及在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宋代 市舶管理 对外交往 进出口商品 海外交通 一、宋代市舶管理体制的特征 从官方定义上讲，市舶为中国旧时对中外互市船舶的通称，但其含义在各时代并不一致。 　　在宋代，对中外互市商船统称市舶。 由此而形成的市舶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创始于唐代。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制度渐见完备”。并且由于宋代特殊的国情——积贫积弱,使得它在宋代的经济地位非常突出。宋代市舶管理体制主要包括市舶机构的设置、对海舶和海商的管理、市舶官的经济职能等几个方面。 1、市舶机构的设置 市舶司是宋代在各海港设立的负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机关，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其职掌检查“进出船舶蕃货、征榷、抽解、贸易诸事”。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克广州，即日诏与潘美同知广州，兼市舶转运使”，即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曾在广州设市舶司；徽宗崇宁元年七月又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密州（今山东胶县）、秀州（今上海松江县）等地设市舶司；南宋建炎（公元1127—1130年）又复置两浙﹑福建路市舶司。从中可以看出，宋代相对于唐代，在市舶司的设置上区域分布更广，虽仍然集中位于沿海港口一带，但从北至南已经大致可以形成线性趋势，市舶司这一机构的“因地制宜”原则也显得更为明显。同时，《岭外代答·航海外夷》中 “今天下沿海州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也可以印证宋代政府在市舶机构设置上规模数量的增加，市舶制度的盛行。 2、海舶和海商的管理 宋代政府在管理上的特征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海舶：凡港口进出口船舶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需要向市舶司领取公凭﹔出海前要接受市舶司上船“点检”﹐防止夹带兵器﹑铜钱﹑女口﹑逃亡军人等，并由兵船监送。②海商：按照市舶司规定缴纳实物形式的市舶税，实行抽分制度：「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所抽货物要解赴都城抽解﹔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博买﹔经过抽分﹑抽解﹑博买后所剩的货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标准﹐发给公凭﹐才许运销他处」。同时，为垄断市舶之利，宋朝廷对海外贸易采取专卖控制，在宋朝称为“禁榷”，严禁一般商人自由贸易。 在《岭外代答》卷五《邕州永平寨博易场》和《钦州博易场》中记载了宋朝与交趾在邕州永平寨和钦州城外江东驿博易场进行的贸易。前来钦州贸易的交趾商人有“其国富商”，这类来博易者规模当然不少，需事先由交趾边境“永安州移牒于钦（州）”，履行入境申报手续，但他们只能“谓之小纲”。另有交趾官府组织的贸易团队，即“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同时也有做小买卖的交趾边民，“谓之交趾蜑”。同时，钦州的博易场上，最后交易一般在官府的监督下完成，“官为之秤香交锦，以成其事”。从中可以看出，官府只按“实钱一缗征三十”的比例收取宋朝商人的交易税，而不向交趾商人征税，有别于对所有商人进行抽解和博买的市舶贸易。 宋人朱彧说：“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每艘海船的船主为商队首领，也是政府委任的“市舶纲首”，负责在航行途中管理整个商队和在域外招诱外国蕃商来华贸易的双重任务，如《宋史·食货志》记载“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从中可以看出宋代政府在对海商和海舶的管理上更加注重细节，抽分制度的创新实施一方面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对市舶市场总体秩序起到了调控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代海外交通贸易的繁盛。 3、市舶官的经济职能 宋代，负责掌管市舶机构的主要官员称为市舶使司（市舶司）。《诸蕃志》作者赵汝适初任泉州市舶司提举时于“暇日阅诸蕃图”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理之联属，山择之蓄产，译以华言。” 同时，宋代市舶官制变化十分频繁。根据《续资治通鉴》第三十八卷记载，北宋前期，市舶司由所在地的行政长官和负责地方财政的转运使共同领导，而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具体事务。而到元丰三年（1080），免除地方行政长官的市舶兼职，而由转运使直接负责市舶司事务，后又专设提举官。 总体来讲，宋代市舶使司掌管的主要事务有：收购海外运来的货物，用来专卖或上缴；接待各国贡使，招待外商，并对外国商人的经营进行管理和监督；管理本国商船及海外贸易征税等等。相对于前代，市舶使司作为市舶机构的主要官僚职权范围随着海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而加大，但其不稳定性也随着宋朝政府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波动而加大。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