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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研究》2013 年第1 期 理论研究 “钓鱼执法”法律内涵初探 顾肖荣 吴苌弘 陈 玲∗ 内容摘要：执法机关在“钓鱼执法”被叫停之后陷入了更为严峻的“执法困境”。这一 危机的发生与专家学者对“钓鱼执法”法律性质的误读有直接的关系。这些误读混淆了不 同性质的两件事，把没有争议的问题说成在学界有争议，无视中国法律的特点，盲目套用 西方学说。为破解“执法困境”，有关部门应当正确使用宣传策略，引导舆论力量，出台新 的司法解释，为“钓鱼”正名；防范和打击“错钓”等行为，对责任人追究到底；规范“有 奖举报”制度的使用。 关键词：“钓鱼执法”；误读；执法困境 ① 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 虽然已经过去了近三年，但人们对“钓鱼执法”的讨论和研 究却没有停止，它对政府行政执法及其他领域产生的影响仍在逐步显现并加深。部分学者 对“钓鱼执法”的性质和内容作出不正确的解释和误导，致使媒体和群众一面倒，人人喊 打“钓鱼执法”，迫使有关部门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叫停“钓鱼执法”，从而陷入更为严峻的 “执法困境”，在执法过程中进退两难，无所适从，不能有效打击类似“黑车”等违法活动 以及解决“取证难”引起的执法问题。因此，对“钓鱼执法”的法律内涵作出正确的解读 不仅涉及到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方向和深度，更为重要的是能为实践决策提供参考，破解 执法困境。 一、对“钓鱼执法”法律性质的误读 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发生之前，几乎没有教材、专著或论文对它下过明确的定义， 对其法律性质进行解读。事件发生后，许多专家学者及媒体大众对“钓鱼执法”的概念进 行界定，并对其加以分类。例如，有学者认为，所谓钓鱼执法是执法机关故意向当事人提 供违法活动实施条件或创造特定环境，以引诱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的一种自身违法的行为。 从具体表现形式上来看，“钓鱼执法”可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当事人本身有违法的意图， 只是没有显露出来，执法人员诱使其转化为具体行为，可称为“显露式钓鱼执法”；第二种 是当事人本来没有违法、犯罪意图，而执法人员故意引起当事人的违法、犯罪意图，使其 转化为具体行为，可称为“勾引式钓鱼执法”；第三种是当事人没有任何的违法、犯罪意图， 而执法人员故意采取计划陷害当事人，使其形成违法、犯罪事实，可称为“陷害式钓鱼执 法”。② ∗ 顾肖荣，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苌弘，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陈玲，上海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① 2009 年9 月6 日以及10 月14 日，上海闵行区和浦东新区先后发生两起打击黑车的“钓鱼执法”事件，经网络和媒体 的大肆宣传，迅速引起专家和群众的广泛关注，成为一起标志性法治事件。 ② 姚天宇、王勇：《“钓鱼执法”的行政违法性及其规制》，《政治与法律》2012 年第6 期。 3 · · 理论研究 《犯罪研究》2013 年第1 期 持该观点的学者们认为，“钓鱼执法”是行政机关在“行政便利”和“经济利益”的双 重促使下滥用职权的典型表现，是执法人员素质不高而推动形成的。它违反了合法行政和 正当行政的原则，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侵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与诚实信用 原则，破坏了社会和谐，引发了公民的巨大不安和强烈不满。无论何种“钓鱼执法”都是 违法的，必须全部严厉加以制止。 该观点激进地将“钓鱼执法”定义为一种自身违法的行为，将“钓鱼执法”一竿子打 死，主张禁止使用“钓鱼”这一执法手段。其定义本身与“钓鱼执法”的本质相去甚远， 脱离“钓鱼执法”的实践背景，其分类也是错误地将“钓鱼执法”中可能会出现的违法乱 纪现象归结为“钓鱼执法”，而将合法的“钓鱼执法”排除在外。实际上，“钓鱼执法”并 不是一种违法行为。当事人本身具有违法的意图，从事了违法行为，行为人（包括执法机 关工作人员和普通百姓）通过“钓鱼”，收集其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