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价值比较----第七章.docVIP

第七章 礼制与法治——中西社会规范体系之比较 美国学者鲁斯·本尼迪克认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方式”。我们认为以某一民族的行为方式为视角认识特定的文化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我们可以从中透视到行为背后的社会规范系统，从而触及特定文化的价值核心。 在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中，法律与道德都是其社会成员行为模式的最基本规约形态。一般来说它们都共同体现和维护特定的文化价值。在多数情况下，这两种文化现象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它们都影响和规定着人们的行为，同属社会规范系统。但有时它们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价值分歧，如在社会转型时期，它们中可能有一方超前或滞后于另一方，形成价值的阶段性冲突。这两种社会规范系统的运行机制与方式是各自不同的，法律体现着国家的权力意志，有着鲜明的时代、阶级特征，道德则更多地体现最大层面上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方式，它更多地体现着历史的承传和全社会共同文化的特征；法律以国家强制的手段，在行为层面上起作用，道德则以感召的手段，在行为与思想信念层面上起作用；法律用理性建立社会公正的客观行为规则，道德则凭良知建立心灵的好恶是非。总之，法律与道德诸多本质上的联系与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原始文化中表现为两者的混同。 然而自轴心时代以降，中西文化却表现出价值选择和规约方式选择的不同倾向。中国人崇礼，礼的基础是等级秩序与道德约束，故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将德治作为政治的最高理想。西方人倡法，法的核心是制度约束与权利平等。因此，从罗马帝国以来，建立稳定有效的法治秩序一直是西方社会的管理目标。 分析认识中西文化对这些制度规范体系的文化选择及其价值背景，这是我们深入认识和理解两种文化精神的又一重要观察点。在本章中，我们将从社会规范的制度化倾向、观念态度和价值内核以及规范的实践三个层面上，分析解剖作为规范系统的法律与道德，寻找解读两种文化中社会成员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又一视角与途径。 第一节 克己复礼与维权奉法 稳定的社会规范的建立是文明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中西民族在确立各自的社会发展蓝图时选择了不同的出发点。礼是中国古代社会较早确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其中以公元前1000年左右由周公旦主持制定的礼较为完善。这是一整套以外显的仪式与规范程序确定下来的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与方式，其背景是以血缘谱系为前提的宗法观念和等级秩序，基础是以宗法管理和道德约束为手段的德主刑辅之治。西方文明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从一开始即强调制度化的法治是社会规范体系的基础，因为法律的功能是辨明是非善恶并予以对等的惩戒。苏格拉底就坚信法律的效力只适合按法律体系本身制定的规范与制度来评价。而后来的启蒙时代的学者更进一步将保障个人权利和人人平等作为建立法制的基本原则，并推动其成为西方近代社会规范体系的基础。 一、德主刑辅的礼治理想 从早期中国文化的演进来看，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模式尽管各不相同，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却体现出了一种连续的气质。这种气质滥觞于黄河中下游文明，随着中原王朝对周边各国统治的增强而逐渐形成。这种气质在周代开始定型，其标志就是礼制的形成。这种定型对于后世影响极其深远，有学者认为这种气质经过轴心时代的发展而演化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人格：“这种文化气质集中表现为重孝、亲人、贵民、崇德。重孝不仅体现为殷商的繁盛的祭祀，在周代礼乐文化中更强烈表现出对宗族成员的亲和情感，对人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热爱，对家族家庭的义务和依赖。这种强调家族向心性而被人类学家称为亲族连带的表现，都体现出古代中国人对自己和所处世界的一种价值态度。”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纽带，以血缘亲疏确定行为标准，形成了以封建君主为最高 长的宗法式社会。这个社会具有“亲亲”和“等级”的特点。“亲亲”重温情，有仁义，尚亲和；“等级”重身份，有规矩，尚恭顺。这样的社会存在必然要求社会治理以德为核心，以礼为载体，悠悠2000多年形成中华“礼仪之邦”的文化传统。 “礼治”在2000多年前的周公那里已经成为自觉的文化选择。春秋战国虽然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但毕竟有孔子这样的思想家终其一生为“克己复礼”效力，虽未能扭转乾坤，但“礼治”的治国方略，却对后世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治”作为治国之道，有点德制化的意思，它介于德治与法治之间，结合了它们的一些特点——它将社会风俗、民间习惯转变为统治者的意志，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而不是纯粹的民间规约；它以祭祀、礼仪为主要方式，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情感、意志达到规范人们行为的目的，而不是依靠国家专政机关的强制保障实施。有学者称“礼制”为仪式化的法制，也可以说“礼制”是国家道德。 “礼治”作为社会规范的实施体系较多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