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的政治哲学.docx

郭象的政治哲学 杨立华 哲學門 ； 10 卷 2 期 (2010 / 02 / 01) ， P285 – 307提 要：“明内圣外王之道”是郭象思想的重心所在。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与那些“辨名析理”的清谈区别开来。对于郭象的政治哲学，历来的学者都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但其中的很多问题，仍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郭象的政治哲学极大地拓宽了道家无为思想的涵括范围，使其更接近一种现实的政治哲学取向。本文从文本的细致分析入手，对郭象的哲学概念，如“无迹”与“所以迹”等，做了深入的研究。从而在将这些概念内置于郭象的哲学文本的固有脉络的过程当中，揭示出郭象的理论思考所达至的深度。 关键词：明王之功 不治之治 无为之迹 作为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郭象的哲学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与大多数中国哲学家一样，郭象的本体论建构也有其明确的政治哲学指向。关于郭象的政治哲学，虽然历来的研究者多所关注，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有待进一步深入地讨论和梳理。本文致力于以文本的细读和概念的详析为基础，对一直以来关于郭象政治哲学的种种误解做出必要的澄清和校正。一　明王之功 在郭象的政治哲学中，君主对于任何共同体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注释《人间世》“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一节时，他说： 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 魏晋时期的无君论，倡始于嵇康、阮籍，至两晋之际的鲍敬言而益趋极端。 此种论调虽有激而言，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在这里，郭象明确地指出了无君的后果——“不乱则散”。政治的价值首在于秩序的构建和维系。“乱”意味着最低限度的秩序的丧失，而“散”则意味共同体的消亡。这两种后果，会从根本上摧毁弱者的生存基础。 郭象理想中的君主统治是一种无为政治。 而无为政治在表面上看，似乎看不到君主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因此，《老子》第十七章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天下若无明王，则莫能自得。（令）[今]之自得，实明王之功也。然功在无为而还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 正是“明王”的运作，才使得百姓皆能自得。“明王”的存在至少防止了各种以干扰为本质的治理，从而让百姓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但由于“明王”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所以表面看来，好像无足轻重似的。 《老子》和《庄子》中经常出现的“亡圣弃智”这类表述，对于郭象来说，无疑是需要解释和处理的。在解释《胠箧》“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时，郭象引入了这样的讨论： 信哉斯言！斯言虽信，而犹不可亡圣者，犹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须圣道以镇之也。群知不亡而独亡圣知，则天下之害又多于有圣矣。然则有圣之害虽多，犹愈于亡圣之无治也。虽愈于亡圣，故未若都亡之无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这一段注释在既往的郭象思想研究中，一直颇受关注。然而，这些研究大都试图让郭象的政治哲学承担超越其时代的责任——批判君主专制。 此类研究的内在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太过热切地让郭象的思想与研究者自己的时代焦虑纽结起来，其实是思想缺少必要节制的体现。近些年来，正是这样一种试图将一切历史都做成当代史的倾向，使得我们反而失去了历史的纵深，从而将种种异质性的思想同质化了。在郭象看来，之所以不能“亡圣”的原因在于，如果仅仅弃绝圣智，而“群知”犹存，那么，其结果非但不能使社会复归素朴，反而适得其反。在郭象那里，最高理想的当然是“都亡其知”，即圣智与群智都被弃绝。然而，这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退而求其次，现实的政治只能选择“以圣道镇之”的道路，即以圣智引领和化解群智。这样的政治选择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比较理想的治理，但既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也无法实现“都亡其知”的终极理想。二　圣人之德 在郭象的政治哲学里，理想的统治者是圣人。作为道家和儒家共同追求的人格典范，圣人成为一个契合点，使得郭象可以自如地将儒家的种种政治理念纳入到他对《庄子》的阐发和解释当中。在《庄子序》中，郭象明确将“内圣外王之道”标举为《庄子》一书的基本宗旨之一。而正是这一“内圣外王”的圣人形象，为解决道家的无为而治与历史和现实中的真实的政治实践之间的紧张提供了基础。 郭象首先要面对的是《庄子》文本当中推尊隐士、贬抑君主的倾向。在注解《逍遥游》里“尧让天下于许由”一节时，郭象写道：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尧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许由方明既治，则无所代之。而治实由尧，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寻其所况。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尧也；不治而尧得以治者，许由也。斯失之远矣。夫治之由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也。取于尧而足，岂借之许由哉！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途，[当途]者自必于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