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二十世纪以来《长恨歌》研究之五：时代感伤主题说及其它.docVIP

本来，白居易曾明白无误地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一类，从“感伤”的角度探讨作品的主题，应是自然而然、题中应有之意，但“感伤主题说”作为自成门户的独立观点参与到《长恨歌》主题讨论中来，却是八十年代纔出现的事情。一九八一年，李泽厚先生的美学大纲式的《美的历程》一书问世，其中在论及清代作家洪升《长生殿》的主题时，认为既不是“李、杨爱情说”，也不是“国家兴亡说”与“反清意识说”等等，而是在明清易代之际“具有深厚历史内容的人生虚幻的时代感伤”。诚然，《长生殿》不是也不等于《长恨歌》，白居易不是也不等于洪升，但两篇作品毕竟都是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古典名作，而且洪升创作《长生殿》时受《长恨歌》的影响也几乎是一个勿需证明的事实，这就有可能使两篇作品的主题具有较大的相通或相似之处。李泽厚先生虽然并未明确表示或暗示过这一点，但他对《长生殿》主题的看法日后有可能成为其它人建构《长恨歌》“感伤主题说”的直接酵媒。 一九八四年，王新霞发表了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时代色彩看〈长恨歌〉之主题》[1]，她认为讽谕、爱情及双重主题三说都存在着片面性，研究《长恨歌》的主题应将它放在中唐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当时文学发展的潮流中去。她指出，白居易之所以对李、杨在天宝年间的爱情生活极力铺排张扬，写得那样繁华热烈，而对他们在安史乱后的不幸结局又叙述得那样哀伤缠绵，凄婉欲绝，是因为在李、杨爱情生活的背后有着一个特定的时代：前期的繁华似锦、浓烈如酒是与唐王朝那个全盛的时代紧密相联系的，后来的爱情落空的凄悲哀伤、如泣如诉则是与安史乱后社会凋敝的景象一脉相通的。因此，这不仅仅是李、杨两个人的爱情悲剧，还是整个社会的悲剧。白居易正是从李、杨爱情生活这个侧面，反映了唐王朝的兴衰变迁，抒发了“黄金时光”已逝而如今“只是近黄昏”[2]的深沈感慨。诗歌后半部分借李、杨之口抒发的那种绵绵不尽的哀伤情绪，“决不仅仅是为李、杨而发，更是为一个全盛时代的衰亡而发”。“‘长恨’的含义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诗歌中直接描写的李、杨爱情悲剧性结局的长恨，另一方面是作者借这个题材所要抒发的哀伤盛世衰亡的长恨。前者是现象，后者纔是本质。”因此，《长恨歌》是一首“感伤盛世衰亡的长诗”，是一曲感伤繁华时代杳如黄鹤的“无尽的哀歌”。 一九八五年，陈允吉先生发表《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3]一文，该文虽主要探讨《长恨歌》故事内核的发展演变，但也附带对“感伤主题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文章指出，《长恨歌》故事没有演变成为“天上人间会相见”的大团圆结局，“清楚地显示出这个贯穿始终的悲剧故事同时代保持着的联系”。“忠实于客观实际生活”的白居易，不过借李、杨爱情悲剧来表达处于“安史之乱”后的一代中唐知识分子感到“中兴”成梦而流露出的对一去不复返的“开天盛世”的悼惜之情，“人们从这个‘时俗讹传’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一个巨大的封建王朝由极盛转向顿衰的气象”。陈先生并进而指出，“《长恨歌》作为一首‘感伤诗’所以能激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通过李、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悲剧故事的叙述，传递和宣泄出了中唐整整一代人叹恨时世变迁的感伤情绪。”时代感伤主题说其后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与支持。 与时代感伤同为感伤主题但内涵却存在重大差异的是自伤主题说。持此说者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对自己不幸爱情的感伤。丁毅、文超《〈长恨歌〉评价之管窥》[4]一文，从顾学颉《白居易世系家族考》及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白居易传》等著作与文章中获得启发，首倡此说。作者认为，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的次年始与杨氏夫人结婚，其时他已三十有六[5]，“晚婚的原因是他年轻时在徐州符离，有一个感情甚笃的女子——湘灵。”由于种种原因，二人未能结为秦晋。从离开符离二人分手到与杨氏成婚，诗人始终深深眷恋着湘灵。《长恨歌》写成于与湘灵聚首无望之后、与杨氏结婚之前，可以想象诗人这段时间内心是相当痛苦的。当诗人沈溺于与湘灵的恋情不能自拔之时，一涉及到李、杨的爱情悲剧，他的痛苦之情便借这个“易传之事”以“绝妙之词”传达了出来。可以说，《长恨歌》中的李、杨并非历史人物李、杨的再现，李、杨的爱情也不过是诗人藉以抒发自己感情的凭借而已。因此，《长恨歌》的主题应是：白居易取材于人所共知的李、杨爱情悲剧，表现自己与湘灵永别离、长相思的绵绵长恨，为自己不幸的爱情谱写了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丁、文二先生之后，持自伤主题说者多循此路径以自圆其说，陈词多，新意少，不足细观。 在对《长恨歌》主题的探讨过程中，一直有一种将李、杨爱情泛化的倾向，这种泛化倾向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美的毁灭主题说”。一九八七年，张碧波、吕世纬发表其《〈长恨歌〉主题新说》[6]，正式提出了这一观点。在进行动态分析时，作者首先考察了《长恨歌》产生时的社会背景，指出中、晚唐时期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