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pdfVIP

文化、历史与国家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郑振满 1，黄向春 2 （1．厦门大学历史系；2.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一 黄：国内人类学界的学者关注您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您对家族、宗族问题的研究开始的。您在 1992 年出版的《明 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一书，尽管是一部历史学的专著，但与它在史学界的影响一样，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界也 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这恐怕跟宗族问题已成为人类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的共同兴趣有关，特别是在 弗里德曼之后，人们一般都把宗族作为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组织、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基本途径和重要窗口。 您当初是怎么选择家族、宗族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 郑：我是从做傅依凌先生的学生时起，开始对家族问题发生兴趣的。这里面有一个兴趣转移的过程。傅先生开创 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而学术界有人给我做总结说，我的研究是从经济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这个说法大概还是 可以接受的。认真回想一下，在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我的选题都有比较多的经济史的色彩；到八十 年代末，从博士论文选题开始，就转到社会史了。其实家族的问题也是从经济史中阐发出来的，这就是傅先生所关注 的乡族问题。乡族的理论，是傅先生提出的，在四十到六十年代学术界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时候，他的观点成了 一家之说，这种观点就是说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但不能顺利发展，其原因在于受到了乡族的制约。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理论假设。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观点可能有些局限，但当时从这个角度解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就独此一家，而 且现在看来这一家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我们今天可以对这个问题作新的解释，比如说乡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它不意 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阻碍，而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乡族的形式。乡族是怎么来的？傅先生原来认为乡 族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随着集团性的移民而被带到南方来的。傅先生曾在日本留学，可能受日本学者的影响。在二 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提出中国是亚细亚社会，是古代的村社制、家族制的残余，氏族制的残余，明清的中 国是这样一直延续下来的，因此是停滞不前的。我对这种观点一直很怀疑。我认为傅先生关注的乡族问题，实际上是 宋代以后才有的，明清时代才成为普遍现象，这是一种创新，而不是残余。另外，促使我做家族的研究，还有一个在 资料上的机缘。傅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强调用“自下而上”的眼光研究历史，因此对民间文献、地方文献包 括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等的收集、整理和运用特别重视。在傅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福建各地长时期地进行了民 间文献和地方历史文献的普查、收集工作，获得了一批很有价值的资料。而在这些资料中，绝大部分都跟家族有关， 如族谱，它本身就是家族文献，契约也有很多是体现家族与家族之间或家族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特别是有很多分 家文书，它直接就反映了家庭、家族的分合变化以及相应的人口、财产流动过程。因此，我对家族的研究可以说是由 资料本身促成的，是资料所反映的经验事实本身给了我研究的灵感。在关注家族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我考虑的就是 傅先生提出来的关于乡族的问题。乡族是从一个比较宏观的社会结构来看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县以下”的社会 结构的问题。早先傅先生的乡族理论，是从“公”与“私”这两方面来谈的。傅先生认为国家是“公”的系统，乡族 是“私”的系统，直接控制地方社会的往往是“私”的系统。传统史学对“公”的层面研究比较多，大家都在做通史 的、王朝的、制度的研究，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研究当然做得很不够，而对“私”的层面更少关注。我们到各地去调 查，碰到的资料刚好就是地方志、族谱、碑刻、契约等地方历史文献，这些资料集中反映了“私”的系统，所以我就 开始研究“乡族”问题。我的硕士论文研究明清时期闽北地区的乡族地主经济，认为这反映了两方面的历史趋势：一 方面是乡族组织的发展很快，另一方面是地主经济、私有经济的衰弱很快，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带动了乡族经济 的发展。其实，这个因果关系是可以互相颠倒的，可以说是共有经济的发展使得私有经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也可以 说是乡族经济的发展使得乡族组织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毫无疑问，在乡族经济的背后，就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转型 的问题。我在做了乡族经济的形态、结构、发展过程、社会功能等问题之后，感觉必须对乡族本身要有更多的认识， 而乡族的涵盖面太大了，就必须先做乡族的基础和更基本的单位——家族，所以博士论文就以家族组织为主题。后来 我是在做了家族之后，再回过头来做家族外的层面的，如社区，地方公共事务等，这又回到了乡族上来了。 黄：您对明清家族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宋代的社会转型切入的，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