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三_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对话.pdf

傳播與管理研究 第 2 卷 第 2 期 2003 年 1 ㈪ 頁 97-104 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對話 馮建三 由筆者與程宗明翻譯 Vincent Mosco 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英文原名：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於1998 年初春問世。近幾年來，以批判的觀 點討論文化與社會權力間關係，在台灣已慢慢形成討論、對話的氣候。包括多位學 院人士發起全國性質的『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在相當程度內，得到國科會的支 援，至今也已經運作了四年多。1 話雖如此，相應於英語世界當中，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取向的擷抗， 臺灣的這兩股論述力量，還在新興階段，其學術知識的生産，積累仍有限，彼此對 話的機會與規模並不多，遑論衝突論點的出現（惟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國文化研 究學會」的活動力頗稱旺盛，可參見《破週報》，2002 年 12 月29 日，康寧馨對該 會第四屆年會的報導）。在此際遇中，Mosco 以傳播政治經濟學人的立場，展開與文 化研究者的交談，格外值得我們借鏡：是否從英語學人的經驗，我們可以省却無謂 的爭辯，將力氣放在生産質量均佳的文化研究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作品，或者，兼 有二者之長的作品？再退一步，參酌英語人士的經驗，至少是否能够讓我們在辯詰 時，更爲直接地指向爭議點，澄清相關知識的重點，協助我們以在地的研究成果， 回饋英語世界的論述？2 1 關於「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的進展，近日也另有文字加以記錄與建構，見馮建三，2003 。 2 2001 年 3 月，以及2002 年 12 月，筆者兩度在文化研究學會主辦的活動場合裡，注意到 了在現場裡，從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陣營發言的人，強調的是電視產權及經營權的「公 共化」，但這樣的強調聽在會場另一些人士的耳裡，往往成為是一種道德教化的訴求，此 時的「公共」變成了「乾淨的」，從而是與保守人士之教化呼應的「內容淨化」欲求。這 樣的「誤會」也許事出有因，是與會時空的氣氛之限制，也許另有其必然，是雙方得刻意 營造的差異，作為標誌本身認同/ 陣營的一種姿態。關於這方面的「誤解」或必然，另可 見來自文化研究者的一種看法(Turner, 1999) 。Colin Sparks 這位從伯明罕文化研究中心取 得博士學位，但以批判的政治經濟取向研究媒體著稱的學人，在他與友人(Sparks and Tulloch, 2000)所編輯的文集當中所寫的導讀，亦另提看法。筆者更能首肯後者的見解。 97 98 傳播與管理研究 第㆓卷 第㆓期 過去二十年來，如同筆者所說，文化研究者與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已有多次「過 招」。其中較值得一提的，是七○年代末加拿大傳播學者Dallas Smythe,以及英國的 Graham Murdock 及Peter Golding 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以及九五年在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中，傳播政治經濟學者以及文化研究學者的對話。以 下是筆者對這段歷史的回顧： 1977 年，英語世界最早從事傳播政治經濟學教學及研究的 Smythe3 ，指控西方 馬克思主義者，在探討媒體傳播現象時，有個盲點。他所說的西方馬克思者，有很 大一部份就是日後我們稱之爲「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批評則是說，這些人 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却研究媒體在當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功能，而沒有從媒體 爲資本服務的經濟角色切入，辜負了彰顯馬克思主義特點的機會。次年，Murdock 與 Golding 發表論文(Murdock, 1978 ；Golding Murdock, 1979) ，回應此一指控，他 們說，雖然他們以政治經濟論者自居，但認爲Symthe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