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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自省法学范式下中国法律秩序 　　摘要:中国法制建设正在遭遇法律物象化现象。一方面,法律秩序的物象化意味着法律越来越具备形式性与体系性特征;另一方面,法律逐渐脱离了民众的日常经验。转型期社会对中国法律秩序建构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既要追求法律的形式性和规范性,又要保持法律的实质性和开放性。如果忽视中国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共时性结构,无论是传统的法社会学路径还是法经济学路径,均无法真正克服法律物象化带来的弊端。中国法律秩序在未来建构过程中,法律决定的正当性结构应当体现为物象化与世俗化的相互交错,即法律的形式化与实质化、规范性与认知性的相互统一。 　　关键词:法律物象化;法律自创生系统;自省法;自省机制 　　自20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秩序从政治法学强调的体制性身份中逐渐摆脱出来,法律被要求具备一般化、形式化的属性。从法律开始排除阶级身份那一刻起,中国法律秩序通过法律移植、法学教育及法律实务等方式逐步实现了物象化。但是,在韦伯的西方社会语境中,法律物象化最终演变成了法律实证主义。一方面,法律秩序的物象化意味着法律适用越来越要求法律具备形式性与体系性特征;另一方面,法律逐渐脱离了民众的日常经验,在法律职业者的专业知识与民众的日常经验之间出现了沟壑。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法律秩序物象化对法制建设将开启什么样的未来或封闭了何种可能性?近年来,中国法学界一方面继续参与建构此种被物象化的、超越政治权威的法律秩序;与此同时,也陆续出现了各种反对法律物象化的理论思潮。具体地说,无论是法律本土资源论还是法律社会科学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反对法律物象化的,均主张中国法律秩序应当尽快从形式主义和体系化要求中摆脱出来,并且站在法律的外部对法律的自律性、尤其是对法律实证主义不断提出质疑。但是,在笔者看来,以上这些以反对法律形式化或合理主义为目标的理论,仅仅是针对中国法律秩序过度物象化之病理现象而给出的处方,它果真能彻底消除基于中国法律秩序物象化所带来的弊端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在中国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中能否摆脱韦伯所说的法律物象化之宿命?为此,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中国法律秩序图景呢?本文将首先针对中国法学界克服法律物象化弊端的两种策略即法社会学进路与法经济学进路进行分析,并指出其存在的局限性;其次,在引介图依布纳法律自创生系统理论的基础上,主张未来中国法律秩序建构的方向应当是物象化与世俗化的相互统一;最后,在自省法学范式下提出中国私法秩序重构的具体设想。 　　一、中国法学界克服法律物象化弊端的两种策略:法社会学进路与法经济学进路 :一种法律的内在观察视角 　　(一)中国法律秩序物象化与世俗化的统一 　　自20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法律秩序正在不断走向物象化;另一方面,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国家权威主导下的法律的形式主义必须吸取生活世界或政治领域的某些实质性的要求,导致法律越来越趋于复杂化。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法制进程,转型期社会对中国法律秩序建构提出了一种近似悖论的要求,即既要追求法律的形式性和规范性,又要保持法律的实质性和开放性。如果忽视中国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中存在的此种共时性结构,无论是提倡法律的本本资源论还是社会科学论 　　均无法真正回应转型期社会大量的规范化要求。那么,转型期中国法律秩序在何种前提下、该采用什么样的理论构成呢?这正是中国法律秩序正当性重构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克服中国法律秩序物象化带来的弊端的策略,既不同于传统的法社会学路径,也不同于法经济学路径,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笔者将充分借鉴上文所介绍的图依布纳的法律自创生系统理论,尝试从系统理论中寻找某种突破口。这是因为,系统论分析方法既不同于要素分解,也不同于还原主义,而是从整体上把握结构及关联性的系统的自我观察。众所周知,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已经从单一的政治社会演变为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社会系统功能高度分化(differenzieren)的多元社会,在系统自律的基础上,各系统之间彼此相互渗透。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未来中国法律秩序的建构过程中,法律决定的正当性结构应当体现为物象化与世俗化的相互交错,即法律的形式化与实质化、规范性与认知性的相互统一。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轨迹既不是直线型的法律形式化,也不属于单纯的法律实质化,而是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相互融合的复合体。换言之,法律系统的规范性与认知性的相互统一才是未来中国法律秩序建构应有的发展方向。这样的法律复合体也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国家权威主导下的现代法律秩序的内在结构。 　　具体而言,所谓中国法律秩序的物象化,就是要继续坚持法律的体系性与规范性。法律的形式性越高,就越能缩减社会复杂性。这是因为,社会的复杂性随时可能被转换成法律系统内部的复杂性降低社会复杂性主要依靠法律系统自身(例如,法律概念、法律教义学等)发